“一部對外黨際關系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外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探索發展史?！?/font>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黨際關系四項原則在歷經確立、發展和深化之后，當前進入了升華階段，其理論內涵更加豐富、實踐指導意義更加重大，呈現出鮮明的繼承性、時代性和創新性。立足于新的歷史方位，準確認識和把握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發展與創新，對今后黨的對外工作理論與實踐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 問題的提出
從名詞發生學的角度看，黨際關系是指政黨與政黨之間的互動關系，反映了政黨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聯狀態。從是否跨越國別的角度看，黨際關系分為一國范圍內政黨之間的關系（國內黨際關系），以及國內政黨與國外政黨之間的關系（國際黨際關系或對外黨際關系）。本文中的黨際關系概念特指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國家政黨的相互關系，是中共對外黨際關系的簡稱。
理論創新是實踐創新的先導。改革開放之初，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以黨際交往四項原則為核心的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的指導思想和工作方針”。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正式提出了處理黨際關系的四項原則，推動中國共產黨對外黨際交往實現了歷史性轉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探索在新型國際關系的基礎上，建立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的新型政黨關系?！彼^承、豐富和發展了黨際關系四項原則，明確了以構建新型政黨關系為核心的黨際關系指導思想，推動中國共產黨新時代的黨際交往向著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新格局方向發展。
“建立新型政黨關系”作為馬克思主義黨際關系理論的最新成果，不僅在實踐上開拓了中國共產黨對外黨際交往新格局，而且得到了國內外思想理論界的高度關注和積極評價，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具體說，當前國內外關于構建新型政黨關系的研究，普遍認為新時代黨際關系的指導思想有四個“新”。一是理論基礎“新”。新時代黨際關系指導思想以新的時代觀、全球觀、政黨觀以及中國共產黨對新時代黨的歷史使命的精準定位為基礎和前提。二是政黨功能定位“新”。立足于新的理論基礎，尤其是新的全球觀的基礎，新時代黨際關系指導思想下的政黨功能定位由國內走向世界。三是關注點“新”。新時代黨際關系指導思想的重心，著眼于內含“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精神的互學互鑒”。四是價值目標“新”。新時代黨際關系指導思想蘊含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黨的對外工作新使命”深刻內涵，明確了黨的對外工作價值目標。
總之，現有研究從理論基礎、政黨功能定位、關注點、價值目標等方面，探討了新時代黨際關系指導思想對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繼承、豐富和發展，認為新時代黨際關系指導思想是對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相關研究提供了多元視角和思路借鑒。當然，目前的研究多是以某個單一的視角為切入點，僅就某個領域或某一范圍進行分析和闡述，對于如何從整體上綜合考察新時代黨際關系指導思想與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延承關系，還存在較大的研究空間。鑒于此，筆者試從對外黨際交往的戰略方針、戰略思維、前提和基礎、戰略重心、交往對象和范圍、對外傳播等六個方面的維度進行分析與闡釋，以期為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提供參考。
二、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黨際關系理論時代內涵的六大轉換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繼承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基礎上，順應時代要求、勇擔時代使命，從全球治理赤字、世界政黨格局演變、中國不斷提升國際影響力的現實出發，提出了一系列處理對外黨際關系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戰略，實現了黨際關系理論的六大轉換。
（一）戰略方針：從突出經濟發展轉向強調政治支持
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戰略目標導引著對外黨際關系戰略方針從突出經濟發展轉換到強調政治支持。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撥亂反正，對我國國內發展戰略進行了重大調整。此后，中國進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華民族踏上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新征程。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國內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帶動了我國外交工作發生根本性轉變。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立足當時社會主義國家政局動蕩、西方“和平演變”戰略加緊實施、西方對華進行制裁等國際情勢，鄧小平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的外交戰略方針，著力為我國經濟建設營造和平國際環境。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黨際關系四項原則，持續擴大對外交往范圍、豐富對外交往內容、創新對外交往形式。如，恢復與一些國家共產黨的關系、開展與亞非拉地區民族民主黨的交流、啟動與社會黨及傳統中右翼政黨的接觸、促進與蘇聯東歐地區新老政黨的聯系等。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全面推進，我國的對外黨際交往被注入經濟因素，逐漸形成“政黨搭臺、經貿唱戲”的新局面。21世紀以來，國家間的政黨高層交往成為促進經貿合作的重要驅動。改革開放以后的黨際關系理論與實踐，助推中國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飛躍。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也踏上“強起來”的新征程?！皬娖饋怼笔侵袊鴱慕洕髧蛘螐妵D變的過程，主要體現為將經濟實力轉變為國際影響力。以“強起來”為目的導向，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秉持國際道義原則處理對外黨際關系。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充滿國際道義色彩的黨際關系理念。從政黨治理赤字的現實出發，習近平提出“探索在新型國際關系的基礎上建立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的新型政黨關系”。這一新型政黨關系繼承了黨際關系四項原則中“相互尊重”的思想內核，以互利共贏為核心要義，以正確義利觀為價值指南，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導向，詮釋著國際道義原則，為不同國家各類政黨的對外交往提供了根本遵循。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積極為新理念的傳播和踐行搭建有效平臺。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發表了題為《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講話。2021年7月6日，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以視頻連線方式舉行，習近平發表了題為《加強政黨合作，共謀人民幸?！返闹髦贾v話。依托對話會、高端峰會等平臺，中國共產黨構建新型政黨關系的主張在世界引起共鳴。此外，中聯部發起主辦的國際交流與對話平臺“萬壽論壇”等系列平臺有效促進了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新理念向實踐的轉換。對此，國際社會普遍認為，通過搭建多種形式、多種層次的國際政黨交流平臺，中國共產黨已然是一面旗幟，是呼吁世界整合發展的重要力量。
從突出經濟發展到強調政治支持的轉換，是中國共產黨從應然和實然視角出發，對動態發展的奮斗目標的精準判研。從應然角度看，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強的是，中國國際影響力相應擴大；從實然角度看，西方國家的“中國威脅論”“遏制論”等嚴重制約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對外黨際交往戰略方針的調整，是中國共產黨探尋國家實力轉化為國際影響力有效路徑的新思路。
（二）戰略思維：從融入世界轉向塑造世界
黨和國家從“韜光養晦”到“奮發有為”外交戰略的調整，牽引著中國共產黨發展對外黨際關系的思維走向。20世紀80年代末，面對變幻莫測的國際環境，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科學把握“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提出了“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戰略。21世紀初，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和國際情勢的變化，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將中國外交戰略調整為，“堅持韜光養晦，積極有所作為”?；凇绊w光養晦”的基調，中國外交主要遵循“不扛旗”“不當頭”“不樹敵”“不對抗”等思維方式。其中，“不對抗”是指中國不與美國等西方大國發生正面沖突，即使發生斗爭，也保持斗而不破。在這種戰略思維指導下，中國對西方大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采取接受和遵從的立場和態度。循此邏輯，中國共產黨秉持“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處理對外黨際關系，獨立自主地對國家和人民負責，獨立自主地觀察世界大事并進行自我決策，科學把握立足國內發展和參與國際事務之間的關系，在與自身直接利益關系并不太大的地方和事態上，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適度超脫。
黨的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中國外交進入了奮發有為的大國外交新階段。2013年10月24日，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指出：“做好周邊外交工作，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需要，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為我國發展爭取良好的周邊環境，使我國發展更多惠及周邊國家，實現共同發展?！?/font>所謂“奮發有為”，就是中國在處理與世界關系及參與全球治理時，將更加積極主動地進行外交塑造而非被動的外交適應。從“韜光養晦”到“奮發有為”的外交戰略轉變，是中國從外交適應到外交塑造的轉變，也是中國融入式外交向引領式外交的戰略思維轉變。遵循此思維導向，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對外交往中加強對國際社會的方向引領、理念引領、認知引領和責任引領。2013年3月23日，習近平在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中指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font>首次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2014年7月4日，習近平在韓國國立首爾大學的演講中指出：“當前，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快速發展，不同國家和地區結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這就決定了我們在處理國際關系時必須摒棄過時的零和思維，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損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輸我贏、一家通吃。只有義利兼顧才能義利兼得，只有義利平衡才能義利共贏?！?/font>強調當今國際關系中要踐行正確義利觀。2017年12月1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中指出：“世界格局在變，發展格局在變，各個政黨都要順應時代發展潮流、把握人類進步大勢、順應人民共同期待，把自身發展同國家、民族、人類的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font>強調構建新型政黨關系。2021年7月6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上的主旨講話中指出：“人類是一個整體，地球是一個家園。面對共同挑戰，任何人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人類只有和衷共濟、和合共生這一條出路。政黨作為推動人類進步的重要力量，要錨定正確的前進方向，擔起為人民謀幸福、為人類謀進步的歷史責任。”呼吁各國政黨共同承擔時代賦予的歷史責任。在奮發有為的戰略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為開展方向引領、理念引領、認知引領和責任引領而提出的系列政黨外交新理念，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為不同國家政黨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提供了有效理論參考。
從融入世界到塑造世界的轉換，是中國共產黨在調適對外交往目標中進行的思維性轉變。中國共產黨積極推進新型國際關系的構建、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持續為全球性問題的解決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提升了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影響力，增強了中國外交的塑造力。
（三）前提和基礎：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轉向“新型國際關系”
世界局勢的變化推動對外黨際關系前提和基礎的更新。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打破西方國家的遏制和封鎖，營造和平的周邊環境，中國提出了與西方國際法原則不同的國際法基本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既是中國處理與其他國家關系的準則，也是中國共產黨處理與其他國家政黨關系的前提和基礎。1974年，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中指出：“國家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系都應當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之上。”明確地肯定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對外黨際關系中的位置。隨著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系統總結對外黨際關系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在黨的十二大上正式提出了以“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為基本內涵的黨際關系原則。此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不斷將上述原則運用到對外黨際交往實踐中，推動了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縱向拓展和橫向延伸。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提出“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其中，相互尊重是首要前提，公平正義是核心要義，合作共贏是基本取向，在“價值、理論、實踐和目標四個方面實現了對傳統國際關系的歷史性超越”。基于新型國際關系理念，習近平結合黨情國情世情及時代要求，進一步提出了在新型國際關系基礎上建立新型政黨關系的主張。新型國際關系是建立新型政黨關系的前提和基礎，新型政黨關系引領、促進新型國際關系的構建。新型政黨關系的提出為化解因政黨間不信任而導致的“囚徒困境”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推動了不同國家各類政黨之間的有效溝通、增信釋疑、團結協作，為推進全球善治貢獻了政黨力量。當然，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國外交工作的基礎性原則之一，也是新型國際關系構建的重要前提條件，仍然對我國政黨外交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作用。也就是說，理論前提的轉換不是絕對的。
黨際關系前提和基礎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新型國際關系”的轉換，是中國共產黨在精準把脈世界局勢、主動順應時代潮流基礎上，持續賦予中國對外關系準則新的時代內涵的過程。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使命型”政黨的特質，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大黨擔當和大黨情懷。
（四）戰略重心：從“互不干涉內部事務”轉向“互學互鑒”
新時代中國“大國外交”從“針對大國”到“我是大國”的內涵調整，推進了對外黨際關系重心的轉移。隨著中國與世界關系發生歷史性的轉變，“大國外交”逐漸轉變為“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大國外交的內涵發生了深刻變化，由此催生對外黨際關系重心的逐漸轉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外交由半開放半封閉狀態向全面開放轉變，邁開了全面融入世界的新步伐。在“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外交戰略指導下，中國外交奉行“不當頭、不結盟、中美關系是重中之重”的方針。中國的大國外交表現為“針對大國”的外交，主要是針對美國的外交，為中國經濟發展謀取和平的國際環境。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以“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原則發展對外黨際關系，其中，獨立自主是核心，完全平等是基礎，互相尊重是關鍵，互不干涉內部事務是必要保證，而互不干涉內部事務是“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的必然要求和集中體現，沒有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獨立自主、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便無從談起。由此可知，該時期中國共產黨處理對外黨際關系突出強調“互不干涉內部事務”。
黨的十八大以后，在“奮發有為”等外交戰略方針的指導下，黨中央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樹立正確義利觀等新理念，推進與周邊國家之間、與主要大國之間、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關系穩步提升，開啟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釋放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是“我是大國”的外交強烈信號。與此同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在堅持黨際關系四項原則基礎上提出了“建立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的新型政黨關系”。求同存異是基礎，相互尊重是關鍵，互學互鑒是目的。由此可見，互學互鑒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處理對外黨際關系的重心。
從“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到“互學互鑒”的轉換，是中國共產黨對參與國際事務的態度轉變?！盎W互鑒”強調的是，我們要在推動不同政黨之間的交流對話、協同進步中發揮引領作用，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主動承擔國際責任的立場，彰顯了中國外交和黨際交往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五）對象和范圍：由雙邊轉向多邊
新時代黨際交往從“量的積累”向“質的提升”轉變，推進了對外黨際交往范圍的調整?！拔幕蟾锩眹乐貨_擊了黨和國家的對外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在此前建立聯系的89個共產黨中，只有約10個“老黨”與中國共產黨尚有交往。因此，與斷絕聯系的政黨恢復關系，與未建立聯系的政黨建立關系便成為改革開放之初黨的對外工作重中之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不久，中國共產黨就開始探索如何建立新的黨際關系。黨的十二大明確指出：“我們黨堅持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發展同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的關系?！?/font>黨的十三大將黨的交往對象擴大到“外國共產黨和其他政黨”。黨的十四大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同各國政黨建立和發展友好關系”。黨的十五大提出，“同一切愿與我黨交往的各國政黨發展新型的黨際交流和合作關系”。黨的十六大進一步將黨的交往對象擴大到“各國各地區政黨和政治組織”，政治組織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經濟利益導向原則，在發展對外黨際關系中突出解決了“中國共產黨如何擴大交往對象”的問題，助推了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從全球治理赤字、政黨治理赤字的現實出發，在堅持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基礎上，提出了建立以“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為基本內涵的新型政黨關系，為通過政黨善治推動全球善治提供了中國共產黨的方案。求同存異，就是在明了共同是基本、不同是特殊的基礎上，找出共同點，保留不同點。這就要求不同國家各類政黨在明晰責任、利益、挑戰共通的基礎上，承認并尊重彼此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發展階段的差異，共同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體匯聚力量。相互尊重，就是在兩相對待中采取平等的態度和言行。這就要求不同國家各類政黨不論大小、無論執政與否，都要平等相待，尊重彼此的活動方式、利益關切和道路選擇，秉持正確義利觀處理彼此間的利益沖突。互學互鑒，就是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互相學習、取長補短。這就要求不同國家各類政黨要承認并尊重政黨政治多樣性，不利用黨際交往干涉他黨事務、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念，采取開放的態度學習他黨的治黨治國經驗。由此可見，以“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為內涵的新型政黨關系著重解決了“新時代發展什么樣的黨際交往，怎樣發展黨際交往”的問題，即解決了“不同國家各類政黨如何進行關系維系”的問題。
多邊黨際關系是指超越了一國政黨與他國政黨雙邊范疇的政黨關系。這種關系模式從命運與共的視角出發，在思考“本黨與他黨”關系發展問題的同時，統籌兼顧了“他黨與他黨”的關系發展問題。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黨際交往原則超越了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雙邊范疇，為所有政黨交流與合作提供了“中國共產黨方案”和公共產品，實現了適用范疇由“一對多”向“多對多”的轉化。
范疇調整從雙邊到多邊的轉換，是中國共產黨在交往對象形成規模的基礎上而進行的創新性轉化和創造性發展，反映的是對外黨際交往從“量的積累”到“質的提升”的轉變。在“量的積累”過程中，主要體現的是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國家政黨之間的雙邊交往，“質的提升”則實現了對雙邊交往的超越，是“立己”與“達人”的同頻共振。
（六）對外傳播：從“聯接中外”轉向“融通中外”
中國共產黨對外傳播理念的發展推動黨際交往原則對外傳播形態的轉變。對外傳播理念作為對外傳播實踐的理論指導，對對外傳播形態有重大影響。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推動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傳播理念由“主動發聲，讓中國共產黨的聲音走出去”向“聯接中外，溝通中國（共產黨）與世界”轉變，實現了由“單向傳播”向“雙向溝通”的轉變。鄧小平在多個場合提出，“我們要向世界說明，我們現在制定的這些方針、政策、戰略，誰也變不了”，使“對外說明”成為中國共產黨對外傳播的重要形態。中國共產黨通過政黨高層領導人會面、領導人出訪、代表團互訪，專題研討會、經驗交流會等方式開展的對外傳播工作，在國際社會產生了良好影響，促進了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其他政黨的聯絡和溝通。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秉持“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也讓中國更好地了解世界”，憑借發言人制度，暢通了中國與世界的溝通。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國家戰略層面“加強對外宣傳工作”，為聯接中外提供了強有力戰略支撐。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動中國外交進入“奮發有為”新階段，對新時代黨的對外傳播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習近平指出，“要精心做好對外宣傳工作，創新對外宣傳方式，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黨的對外宣傳和傳播向“融通中外”轉換，形成了多元主體、多樣形式的對外傳播新局面。一方面，對外傳播主體更加多元化。習近平率先垂范，通過出訪、會面等形式積極宣傳我黨黨際交往新思想，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等機構成為對外傳播黨際關系新理念的中堅力量，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協同一致、官方和民間同頻共振的傳播格局。另一方面，對外傳播形式愈發多樣化。中國共產黨在既有平臺的基礎上，積極打造線上、線下對外傳播新平臺。2015年10月，舉辦了亞洲政黨絲綢之路專題會議。依托既有平臺，中國共產黨向亞洲政黨闡明了黨的對外交往新主張。2017年12月，舉辦了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通過搭建以中國共產黨為一方主體的交流平臺，中國共產黨利用主場優勢，推動了世界各國政黨對我們黨對外交往理念的認可。2021年7月，以視頻連線的方式舉辦了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通過“云交流”的方式宣傳和踐行了中國共產黨的黨際交往原則。
黨際交往的對外傳播從“聯接中外”到“融通中外”的轉換，是中國共產黨在科學審視中國與世界關系基礎上進行的傳播理念調整?！叭谕ㄖ型狻笔侵袊遮呑呓澜缥枧_中央的局勢下，中國共產黨為縮小“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差距而謀求的“讓世界認同”，主要是讓世界認同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中國文化，充分彰顯了中國的大國自信和中國共產黨的大黨自信。
三、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黨際關系理論時代內涵轉變的驅動力分析
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大變局的演變，國際環境日趨復雜，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國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盛行，我們必須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我國發展?！?/font>習近平的這一重要論述，是對中國發展之“時”和世界發展之“勢”的精準研判。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對外黨際關系的理論創新，正是基于世界百年變局、全球政黨格局、中國發展時局的變化，經由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實踐，探求人類歷史前進方向和政黨政治基本規律的結晶。
（一）全球治理赤字呼喚政黨外交功能發揮
當今世界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各國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合作共贏是時代主旋律。然而，伴隨著合作共贏主旋律的是，全球性問題的數量之多、規模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一超多強”的政治格局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西強東弱”“北強南弱”的國際力量格局仍將持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等表現出新動向，邊界領土爭端、民族宗教矛盾等問題此起彼伏。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動能不足、增長緩慢，呈現出結構性低迷的樣態，一些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加大，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現象層出不窮，貿易保護主義趁機大做文章。金融危機、網絡安全、氣候變化、糧食與能源安全、自然災害、重大傳染性疾病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不斷涌現。面對上述不一而足的全球性問題，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法則并未給出科學合理的解決之道，反而導致全球性問題的進一步惡化及全球治理秩序的失序和失靈。為了有效解決這些問題，亟需革新西方國家主導的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全球治理體系，激發非國家行為體，尤其是作為國家政策源頭的政黨的作用，這就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黨際關系理論時代內涵的轉換提供了現實基礎。
（二）世界政黨政治格局的演化催生新型政黨關系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政黨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調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結構性低迷，全球經濟發展動能不足，全球失業率攀升、人民收入持續下降，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問題相互交織，影響了世界政黨政治的正常運轉，推動世界政黨政治格局發生深刻變化。其一，傳統大黨、老黨發展式微。針對不一而足的發展問題，傳統大黨、老黨執著于輪流執政，被選舉綁架，只關心執政期間的短期政績，忽視國家的整體發展和長遠利益，民眾對傳統大黨、老黨的認同感每況愈下。比如，在2017年的選舉中，作為原法國第一大黨和執政黨的法國社會黨卻遭受了歷史性失敗，得票率僅為個位數?？v觀當今大黨、老黨，類似事件不勝枚舉。其二，新興政黨，尤其是民粹主義政黨加速崛起，重塑了多國政黨格局。在近年的西方大選中，“黑天鵝”事件頻現，曾經難入政治主流的民粹主義政黨卻勢頭強勁。一些歐美國家的民粹主義政黨甚至登堂入室，進入國家權力的中心，直接改寫了國家的政治版圖。比如，在2017年的德國大選中，建黨僅4年的民粹主義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憑借其激進主張成為第三大政黨，沖擊了社會黨、聯盟黨長期把控的德國政治格局。其三，中國共產黨的方向引領作用與日俱增。立足全球治理赤字的客觀現實，習近平提出，中國共產黨將履行大國大黨責任，積極推動完善全球治理，為增進人類福祉做貢獻，為人類社會攜手應對共同挑戰作出新貢獻。這一論述為中國共產黨方向引領作用的發揮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國共產黨積極引領人類前進方向，與一些國家政黨政治的亂象形成鮮明對比。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為人類未來指明了前進方向。與此同時，習近平提出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根本途徑和基礎；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重要實踐平臺。中國共產黨在回答“世界向何處去，怎么去”的問題中，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作用與擔當。主動順應世界政黨政治格局的演變，是各國政黨的職責所在，為新時代黨際關系的轉化提供了客觀需要。
（三）中國實力向國際話語權的轉化驅動黨的黨際關系理論時代內涵的發展
國家實力是一種綜合力量，是衡量一個國家強弱的最具代表性的物質性資源。國際話語權“作為國家綜合國力的新表征，反映了主權國家在世界范圍內維護其價值觀念、利益主張和發展要求的話語影響力，本質上是主權國家影響力的話語表現”。但是，一個國家實力的增強并不標定著該國國際話語權的同步提升，國際話語權與國家實力往往存在不匹配的問題。導致這一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國家在發展自身實力的過程中，出現“硬實力”與“軟實力”發展的不協調問題，連帶導致本國國際話語體系建設的不完備，從而影響了國家的國際話語權。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立足全球問題，積極推進國際話語體系建設。針對世界和平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新安全觀”；針對全球發展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新發展觀”。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逐漸擺脫了“拿來主義”的慣性思維，不再一味依賴西方概念和方法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實現了中國方案、中國經驗與世界問題的有機融合。但是，中國“目前在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標準、學術話語上的能力和水平”還有待提升。因此，提出易于獲得國際社會認可的創新理論是提高我國國際話語權的重要環節。立足當今全球治理現狀，結合政黨在全球治理中的特殊作用，從黨際關系發展視角不斷創新中國國際話語體系，推進“中國音量”與“中國體量”的地位對等，為新時代黨際關系理論時代內涵的轉換提供了內驅動力。
四、未來展望
立足于全球治理之“變”、政黨格局之“變”、中國實力之“變”，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對外黨際交往，要在習近平關于黨的對外工作重要論述的指導下，持續開拓對外黨際交往新局面。
第一，以政黨國際合作推動全球治理。習近平指出：“面對共同挑戰，任何人、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人類只有和衷共濟、和合共生這一條出路?！?/font>是以，政黨作為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行為體，要“擔負起加強合作的責任，攜手應對全球性風險和挑戰”。以政黨國際合作推動全球治理包含兩方面問題。一是如何有效推動政黨合作開展的問題，即遵循何種原則促成政黨合作的問題；二是如何以政黨合作推進全球治理的問題，即通過何種方式為全球善治匯聚政黨力量的問題。因此，全球事務應由各國人民商量著辦、由各國政黨商量著辦。在政黨合作中，一要堅決抵制“一方獨霸”或“幾方共治”的錯誤思維和做法，秉持民主、平等原則，為政黨合作的達成提供先決條件；二要搭建政黨溝通的機制化平臺，為不同國家政黨協同探尋全球善治的思路和舉措提供有效支撐，為政黨有效參與全球治理塑造依托。
第二，積極推進新型政黨關系的建立。政策選擇不同、價值取向各異的政黨之間的相處問題影響了政黨交流與合作。建立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的新型政黨關系為化解此一問題指明了路徑。因此，立足于新的歷史方位，開展對外黨際交往。一方面，要注重治國理政經驗的交流，秉持互學互鑒原則，加強治國理政經驗，尤其是黨的建設相關經驗的交流；另一方面，將落腳點定位于增進政黨之間的關系，最終達成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目的。
第三，以黨的對外交往主場平臺的搭建助推中國實力向國際話語權的轉化。黨的對外交往作為國家對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肩負著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的重任，推動國家實力向國際影響力的轉化則構成了新時代黨的對外工作的重要內容。戰略能力是制約中國國家實力轉化為國際影響力的關鍵因素，主場外交是提升戰略能力的重要途徑。搭建以中國共產黨為一方主體的對外交往平臺則成為提升國家戰略能力的應有之義。通過搭建以中國共產黨為一方主體的對外交往平臺，將黨的對外工作的基礎作用、戰略作用、補充作用、橋梁作用、宣傳作用、借鑒作用與主場外交的議程設置的先導性、理念輸出的便利性、國際合作的規模性、媒介影響的引導性等優勢有機融合。在交往、交流、交心中，積極引導國外政黨政要對中國話語的認同、對中國形象的改觀等，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促進國家實力向國際話語權的有效轉化。（注釋略）
（作者簡介：楊曉軍，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于海青，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網絡編輯：張劍
來源：《國際觀察》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