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苯陙?，作為西方意識形態譜系中重要支脈的“互聯網自由論”甚囂塵上，特別是其新變種傳播迅猛，嚴重危及我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因此，我們有必要深入分析西方“互聯網自由論”的本質、演變過程及其新動向，在此基礎上對它進行有效而又徹底的批駁，筑牢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安全防線。

一、“互聯網自由”的原初語境與西方賦義

　　“互聯網自由”曾經是多個學科的熱門話題，引起學者的廣泛關注。如今，它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重新賦義，搖身一變成為西方特定語境下的政治話語，并在國際輿論場域強勢傳播。從實質上看，“互聯網自由論”思潮是西方“普世價值”的延伸與推演，它在提出時就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保持密切聯系，并逐漸演化為清晰可辨的政治話語霸權。

　　1．問題域視角下“互聯網自由”的原初語境

　　20世紀60年代末互聯網誕生并逐漸應用于社會生活，人們一度認為互聯網將締造一種擺脫束縛的自由形態。如加拿大學者文森特·莫斯可所言，網絡空間因其“活力”成為一種迷思，它“超越了我們以往對時間、空間和經濟學的認識，從而正在開創一個嶄新的世界”，“互聯網自由”是這個“嶄新世界”中的重要景觀。但是，互聯網技術在發展過程中也產生了黑客入侵、網絡謠言、人肉搜索、侵犯隱私、恐怖主義等問題，人們開始反思這種技術迷思帶來的危害，并指向“互聯網自由”這一核心地帶，以捍衛自身權利。

　　“互聯網自由”的原初語境是，基于互聯網技術的虛擬空間在何種意義與限度上確保人的自由。圍繞這個基本問題，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從多種視角、多個層面深入探討互聯網自由問題。網絡自由與倫理、網絡自由與政治、網絡空間如何突破時空束縛、網絡世界怎樣豐富生活、網絡技術是否能夠打破階層固化、網絡平臺能在多大程度上幫助人們擺脫奴役等問題引發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傳播學、倫理學等學科的廣泛討論。人們以開放與包容的姿態拓展互聯網自由的研究視域，旨在通過理論關切與現實批判找尋互聯網自由問題的解決路徑。因此，“互聯網自由”在原初語境上指向擺脫奴役與消除障礙，探尋“應對焦慮與恐懼”的治理方式，從而讓網民能夠在社會允許的范圍內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

　　“互聯網自由”問題的討論并未被局限于特定領域，而是具有多視角、多層次的研究譜系與知識脈絡。換句話說，“互聯網自由”的問題域極具延展性，它圍繞著擺脫束縛與獲得解放的核心議題展開跨學科的探討，從而在互聯網世界中促進人類自由的實現。

　　2．西方“互聯網自由論”的場景重置與意識形態底色

　　“互聯網自由”作為一個開放性話題，在西方“普世價值”的籠罩下日漸遠離它的原初語境，而退縮到狹窄的政治意識形態空間，成為一個被專有化的政治工具。

　　從場景重置的過程看，“互聯網自由”走向它的反面經歷了從“邊緣—零散”的論述上升到“中心—主導”的范式的過程，進而成為一種霸權式的政治思潮。事實上，互聯網自由一直隱含在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觀念中，只不過沒有被推向國際意識形態舞臺的核心位置。比如，在西方能夠掌控互聯網技術發展的階段，他們更多提及的是“信息自由”“網絡表達自由”“網絡人權”等話語?？肆诸D政府時期出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保衛美國網絡空間：國家信息系統保護計劃》中論及互聯網自由的內容，小布什政府時期出臺的《全球網絡自由法案》《互聯網自由與非歧視法案》《中國、網絡自由與美國的政策》《網絡空間政策評估》《國家網絡安全綜合綱領》以及關于“互聯網自由”與“網絡中立”的討論，逐漸表明“互聯網自由”的概念發生了微妙的政治變化，并開始滲入政府政策。不過，真正讓“互聯網自由”概念大放異彩并成為西方政治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范式，肇始于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國務卿希拉里。2010年1月21日，希拉里在美國新聞博物館發表“互聯網自由演說”，“互聯網自由”概念被正式提出，并經由語境轉換與意義再造成為網絡安全治理領域的主導理念。這次演說將“互聯網自由”描述為自由接入互聯網，讓人們不受限制地訪問他們想接觸的信息。與此同時，美國致力于投入必要的外交、經濟和技術資源來促進所謂“互聯網自由”，特別是開發新工具以規避其他國家的“審查制度”和“電子屏障”，保障所謂“連接自由”被視為服務美國外交戰略和對外宣傳的核心理念。2011年2月15日，希拉里在華盛頓大學發表題為“互聯網的是與非：網絡世界的選擇與挑戰”的演說，進一步闡述“互聯網自由”的政治指涉與價值意圖，明確指出要在實踐層面鼓勵和資助其他國家人民享有“連接自由”與“網絡人權”，同時還質疑古巴、埃及、中國等國家的網絡政策，從而為推廣“普世價值”提供便利。她指出，自由與安全、透明度與保密性、表達自由與寬容自由共同促成了一個自由、開放與安全的社會和一個尊重“普世人權”的網絡，為此還要維護美國國家安全，防止恐怖主義、犯罪活動等借助互聯網侵蝕美國利益。需要指出的是，希拉里推崇的“互聯網自由”絕不是政府層面的“獨唱”，而是也得到包括“谷歌”“臉譜”“推特”“自由之家”“學術團體”等企業和非政府組織不同程度的支持。上述演說只是拉開了西方“互聯網自由論”的序幕，2011年5月奧巴馬簽署發布的首份《網絡空間國際戰略》，不僅將“互聯網自由”概念寫入正式文本，而且由白宮、國務院、國防部、國土安全部、司法部、商務部配合行動。至此，“互聯網自由”主導理念上的漸趨一致轉變為戰略行動上的互動協調。在《網絡空間國際戰略》中，美國將“互聯網自由”視為超越時空的普世性原則，公開強調美國鼓勵世界各地的人們借助數字媒體來表達意見、共享信息、監督選舉、揭露腐敗、組織社交活動和政治運動，并且他們將繼續確保網絡的全球屬性帶來的便利，促進數據和信息的跨境流動而無需考慮其來源或目的地。同時，“美國政府還全方位展開‘網絡自由’的國際公關活動，試圖與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實現‘虛擬人權’，與盟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英國等開展‘網絡自由’行動”，并以“政治關切”和“媒體聚焦”的方式引發人們對非西方國家互聯網自由問題的關注。

　　客觀來說，“互聯網自由論”提及的信息流動、隱私保護、相互連通等問題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需要我們攜手應對。但是，西方將原本具有開放性與批判性意涵的“互聯網自由”轉變為政治意識形態概念，并在所謂“普世價值”的翼護下使“互聯網自由”及其針對的對象迅速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從本質上說，西方對“互聯網自由”進行重新解讀的目的是企圖壟斷這個概念的界定權與評判權，借助“話語重塑”建構排他性的話語邏輯，以期實現西方核心價值觀的生產與再生產。也就是說，無論是在語義指向上，還是在句法結構上，抑或在語用特色上，“互聯網自由論”深深地被打上了西方政治意識形態的烙印。西方推崇的“互聯網自由論”成為“對內監控”與“對外施壓”的政治工具，它打著所謂“數字公共產品”“連接自由”“自由翻墻”等幌子對全世界實施嚴密控制，特別是借助“互聯網自由”話題在世界上策動顏色革命、制造動亂。斯諾登爆料的“棱鏡門”事件與阿桑奇揭示的“維基解密”事件，折射出西方“互聯網自由”神話的虛偽性和欺騙性?！斑B接自由”與“監控操縱”無法兼容，之所以會發生上述事件，正是因為所謂的“互聯網自由論”推行的是不折不扣的雙重標準。結果是，備受西方推崇的“互聯網自由論”不過是根據自身價值尺度確定優先順序，內嵌其中的意識形態偏見讓所謂“連接自由”蛻變為不允許自身受到批判的虛偽觀念。因為失去了開放性與批判性，西方“互聯網自由論”不過是玩弄政治話語，通過抽象概念掩蓋西方世界對自由的踐踏，并催生出新的奴役與束縛。

二、當前西方“互聯網自由論”的新動向

　　自從“棱鏡門”事件和“維基解密曝光監聽”丑聞發生后，人們誤以為西方“互聯網自由論”在反噬自身中逐漸式微，甚至一度為這種論調壽終正寢或走向破產的錯覺而歡呼雀躍。事實上，作為西方“普世價值”譜系上的“互聯網自由論”不但沒有趨弱，反而以兼具隱蔽性與多樣化的方式增強其傳播力，表現出新趨勢與新特點。

　　1．動用國家力量為“互聯網自由論”保駕護航

　　西方“互聯網自由論”本質上是“普世價值”的衍生物，自奧巴馬執政時期上升為國家安全戰略以來，就始終被視為數字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輸出意識形態及其制度模式的“工具”。深入探究這種政治思潮背后的推動力量，我們不難發現，它在傳播過程中日益與基于資本邏輯的國家力量捆綁在一起。由此帶來的問題是，西方的“互聯網自由論”非但沒有實現主體解放與自由，反而催生“數字化衰退（digital depression）”，出現更嚴重的“剝削、商品化和不平等”問題，從而異化為“反自由”的政治工具。

　　近年來，西方主要采取了“剛”“柔”并濟的方式為“互聯網自由論”保駕護航。一方面，通過“極限施壓”與“霸權手段”鞏固西方推崇的國際秩序。為了確立所謂網絡技術“領頭羊”的地位，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世界對不同于歐美意識形態的國家實施戰略打壓，并打著“捍衛互聯網自由”“維護國家安全”的幌子限制其他國家的互聯網及其相關技術發展。例如，美國制裁和打壓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將其視為自由民主的威脅，試圖依靠自身霸權阻止中國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輪信息技術競爭中占據先機。與此同時，西方“互聯網自由論”在自由問題上推行雙重標準。這種標準以歐美的根本利益和意識形態劃線，只要有利于自身，西方就會極力維護，反之就要進行打擊。例如，美英聯手逮捕“維基解密”網站創始人阿桑奇、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瑞士加密公司竊聽別國情報和推行“清潔網絡”計劃就是這種雙重標準的典型表現。西方給出的理由是，他們是為了捍衛互聯網自由和維護互聯網安全。然而，西方對“互聯網自由論”所引發的恐怖主義、顏色革命、地區動蕩卻視而不見，凸顯其霸權主義色彩。這種以霸權方式維系的“互聯網自由論”，反映了西方以資產階級價值觀維持對國際秩序的主導地位的努力，目的是讓非西方國家走上依附于西方的發展道路。

　　另一方面，通過柔性調整策略鞏固“互聯網自由論”的合法性基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掌握著互聯網技術的關鍵資源及其國際規則制定權。為了最大限度地推廣“互聯網自由論”，西方也在靈活調整策略，從而鞏固他們在互聯網領域的優勢地位。例如，美國政府將互聯網域名管理權轉交給號稱是非營利的“國際互聯網域名管理機構”（ICANN），試圖建立一個“多利益相關者”的治理模式，以此來增強其本身的合法性。但問題在于，ICANN與美國政府仍然保持著密切聯系。而且，“在改變為私有企業的管理體制之后，相關文件就很難獲得，美國假借公司之名實現了其對域名分配的絕對統治”。從本質上看，這些做法和現象的真實用意，就是打著技術中立的幌子為輸出西方意識形態理念及其制度模式提供便利。

　　2．采用隱性話語符號構建“互聯網自由論”的合法性

　　西方“互聯網自由論”是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內核的反映，它自身不過是表現于外的話語外殼。西方認識到意識形態話語建構的重要性，他們“把技術進步包容在統治的框架內”，讓技術的合理性變成政治的合理性，并采用技術話語傳播意識形態。當西方“互聯網自由論”推崇的“連接自由”反噬自身時，他們開始擴充“互聯網自由”的“話語容量”，目的是掩蓋帶有偏見的意識形態。

　　近年來，西方“互聯網自由論”兜售“全球網絡公域”“互聯網技術中立”“互聯網自由聯盟”“網絡人權”“網絡民主”“暗網技術”“網絡透明度”“信息自由流動”“網絡審查制度”“不受限制的網絡訪問自由”等表述方式。從本質上看，這些話語是一種意識形態修辭。因為它們無非是借助抽象的概念和范疇掩蓋問題本身，并以此進行話語符號操縱。這些容量越來越大的“互聯網自由話語”之所以能夠達到隱性傳播效果，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們把技術話語與政治話語相互融合，特別是將技術話語統攝于政治意識形態偏見之下。這樣一來，原本具有開放性與批判性的“互聯網自由”話語，被西方重新賦予政治意義，并且以抽象與空洞的概念、范疇等話語符號進行演繹與推導。然而，這些由西方主導的話語符號帶著意識形態偏見，隱藏著“特定指向”，其真實用意在于嵌入資本主義自由敘事，并經由這種敘事的重新闡釋，將含有偏見的意識形態稱為“普世價值”。

　　盡管西方“互聯網自由論”的話語容量不斷擴大，但這些術語、概念、范疇的意涵卻日益狹隘，成為西方壟斷的特定政治話語。為獲得“互聯網自由”話語的國際合法性，西方善于進行話語宣傳，他們將自身價值觀視為“互聯網是否自由”的唯一衡量標準，推崇不受任何限制的“網絡接入自由”。西方對“互聯網自由”的意識形態話語宣傳，掩蓋了人們對自由問題的探究。因為它帶有政治偏見，逐漸成為概念工具。西方正是利用這種話語符號宣傳“互聯網自由論”，凡是超越已被他們確立的話語范圍，不是遭受排斥，就是被貼上“專制”或“封閉”的標簽，并借此美化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及其制度模式。

　　3．力推非政府組織成為傳播“互聯網自由論”的急先鋒

　　非政府組織與政府、媒體等相互配合，是西方推銷“互聯網自由論”的一個新趨向。人們通常認為，“非政府組織”遠離政治意識形態，能在最大限度上捍衛互聯網自由價值理念。而且，西方的非政府組織也強調客觀性、獨立性和非營利的特點，它們提供的事實與結論就代表了科學本身。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NDI）、人權觀察（HRW）、自由之家（FH）等活躍在傳播西方“互聯網自由論”的前沿陣地。它們主要是通過“資金供給”“操縱輿論”“發布報告”“玩弄指數”等手段宣揚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并且策劃街頭政治、顏色革命。例如，“自由之家”經常發布所謂的“互聯網自由度報告”，提供經過包裝的“數據”或“排名”，指責中國、俄羅斯等國家管控網絡、設置防火墻、監控社交媒體，企圖借助“純粹實證思維”為西方政府操控的“互聯網自由論”提供事實支撐。但是，這種“數據操縱”不過是抓住細枝末節的問題，通過夸大、渲染局部的問題印證西方“互聯網自由論”的正當性。美籍猶太裔社會學家馬爾庫塞曾對日益盛行的實證主義問題提出批評，指出為某種政治論調辯護的當代實證主義日益“走進一個空談具體性的全面貧乏的世界”，同時也導致其“所創造的虛假問題比它毀掉的更多”。

　　事實上，西方的非政府組織并非完全“與政治無涉”。它們往往與政府和財團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并在“互聯網自由”問題上互相引證——政府為“互聯網自由論”鋪墊基調，非政府組織為宣傳這種基調尋找依據?！白杂芍摇薄懊绹鴩颐裰骰饡本蛯鞑ァ盎ヂ摼W自由論”列為重點關注的領域，它們的活動資金主要靠政府撥款或者大財團資助，并且受到政府的隱性操控，相應的活動內容也成為對“互聯網自由論”的庇護與重復的乏味修辭。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非政府組織一旦找到其他國家在互聯網自由問題上的“破綻”，西方政府便迅速舉起“普世價值”的大旗，制造空前的輿論壓力，并自詡為“互聯網自由化身”，宣傳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因而，這些“非政府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淪為資產階級輸出意識形態的政治工具，它們炒作“互聯網自由”問題的目的，是美化西方的意識形態及其制度模式，利用網絡攻擊別國的政治道路。

　　4．捕捉網絡熱點以引向“互聯網自由論”的制度根底

　　近年來，西方“互聯網自由論”善于炒作與利用網絡空間的熱點問題，為宣揚自身的“普世價值”提供支撐。這種介入日常網絡社會生活的宣傳手法，無非是在瞬息萬變的信息時代抓住一切涉及自由的敏感性事件、脆弱性問題、沖突性輿情從而挑起意識形態對抗，通過所謂“再發現”“再反思”的方式，把“熱點事件和社會問題”轉換為群體性的不安與焦慮。每當輿論場出現熱議話題時，經常會看到西方“互聯網自由論”的身影。這種政治思潮只是改變了以往直白式、灌輸式的政治宣傳，并且盡可能在表面上淡化意識形態的痕跡，采用煽情、誘導的方式傳播西方核心價值觀。在信息時代，我們關注網絡熱點事件，實際上是對信息的強烈需求。美國學者喬治·米勒將我們形象地描述為“食信息動物”，問題是“我們對于信息感到饑餓，為此我們四處出擊去捕食信息，信息成為我們的獵物，我們的注意力和精力則變成信息的犧牲品”。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人們容易喪失理性思維與批判能力。西方“互聯網自由論”就是采用底層敘事、草根情懷、同情弱者的手法傳播海量信息，并借助網絡熱點事件和問題尋找涉及網絡自由的相關話題，進而構建政治想象，指向政治安全與政權安全的領域。誰不踐行西方的互聯網自由理念，誰就站在自由的反面。

　　從運作方式上看，西方“互聯網自由論”主要是借助熱點事件“鼓勵非國家行為體通過自由接入互聯網，反抗權威”。這種思潮渲染和放大網絡世界中的細枝末節問題，將沖突與矛盾推向極端，凸顯出西方自由觀與本國政治制度、政權組織形式之間的徹底不相容，讓人們掉入“西方中心論”的旋渦中進行自我否定。具體而言，其典型方式與真實用意表現如下：一是伺機制造和找尋指涉自由問題的網絡熱點，故意把生活問題之爭轉變為政治制度優劣之辯。西方“互聯網自由論”打著“連接自由”的幌子，在全球網絡空間尋找熱點話題。特別是對于他們所指的“非民主國家、獨裁政權”格外關注。一旦有機可乘，便迅速利用社交媒體炒作熱點話題，并引向政治領域，將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政治理念及其制度模式隱性滲透給受眾，讓其對本國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產生質疑與動搖的心理。二是助推網絡輿情反轉，通過幕后策劃、收買網絡意見領袖等方式，宣揚西方“互聯網自由論”。為了在網絡世界宣傳所謂的“連接自由”理念，西方不僅利用社交媒體炒作網絡熱點事件，而且還采取收買、誘逼、洗腦等手段籠絡“異見人士”。西方善于在敏感時間點、輿情關鍵節點制造謊言、擾亂視聽、掩蓋事實，試圖擴大“受眾情緒”與“客觀事實”之間的張力，運用網民的非理性宣泄、情感式話語、激情化語言操控輿論，利用“后真相”時代的“不確定性”特點推動輿情反轉，卷入西方“普世價值”及其制度模式的漩渦之中。

三、西方“互聯網自由論”新動向的中國應對

　　西方“互聯網自由論”企圖掩蓋其意識形態底色，巧妙地滲透資本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此，我們必須保持警惕，采取有效措施應對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沖擊。

　　1．堅持以馬克思主義自由觀揭露“互聯網自由論”的實質

　　馬克思主義認為，自由具有歷史性、具體性的特點，不能抽象、空洞地談論自由問題。事實上，自由觀念立足于現實的人的物質生產條件，它是人們通過創造性活動擺脫外在束縛從而實現的。資產階級以私有制及其社會關系為基點闡述自由觀念，不但將少數人的自由放大為整個社會的自由，而且還把自身的自由觀念視為“永恒真理”——它實質上是為資產階級特殊利益服務的。批判西方“互聯網自由論”，必須揭露它背后的私有制根源及其異化的社會關系。因為建立在這種基礎之上的自由觀念，推崇“虛幻的普世主義”，特別是離開實質自由闡發形式自由，其結果是弱化乃至否定了每一個個體的理性能力和自主意識，讓人陷入被奴役的狀態。

　　首先，西方“互聯網自由論”是“普世價值”譜系上的重要內容。美國政治理論家塞繆爾·亨廷頓指出：“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蔽鞣健盎ヂ摼W自由論”是資本主義的技術觀與政治觀互構的產物，它通過改變互聯網自由的問題域及其設置預設性的解答方式而將其轉變為專有理念。實質上，這種方式不過是借用“互聯網自由”范疇的外殼，悄悄將所謂“普世價值”的內核置于其中。所以，無論這種思潮所使用的術語、概念、范疇如何變換，我們都能在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核心理念中找到它的來源。

　　其次，西方“互聯網自由論”是維護資產階級核心利益的政治工具?！盎ヂ摼W自由論”推崇的“連接自由”“自由翻墻”“無障礙連接”等，實際上是資本邏輯衍生的結果，目的是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實現資本最大限度的增殖。馬克思指出：“在自由競爭中自由的并不是個人，而是資本?！笔聦嵣?，產生自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互聯網，“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資本的積累過程”?！盎ヂ摼W這一過去看上去似乎脫離了商品交易領域而越來越開放的公共領域，現在卻似乎正在變成一個越來越封閉、越來越被私有獨占，甚至是越來越被私人壟斷的領域?！币蚨?，為“互聯網自由論”搖旗吶喊的一股重要推動力，是西方那些追逐利益的大財團及其相應互聯網公司。

　　最后，西方“互聯網自由論”的真實用意指向政治領域?！盎ヂ摼W自由論”是一種政治思潮，它打著技術中立的幌子輸出西方意識形態理念及其制度模式。西方兜售和傳播“互聯網自由論”，實質上就是借助網絡自由的名義，搞思想滲透與意識形態輸出，特別是在所謂的“非民主”“非自由”國家或地區策動“網絡顏色革命”。西方“互聯網自由論”的政治目的是，美化西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質疑乃至否認社會主義價值理念及其政治制度。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認識，識破、揭露西方“互聯網自由論”的偽善本質和政治用意。

　　2．構建以網絡主權原則為基礎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西方“互聯網自由論”所推崇的“不受限制的連接與訪問自由”，遮蔽和掩蓋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以主權為基礎的民族國家仍是當前世界政治的主要行為主體。這有力地揭露了這種政治思潮潛藏的真正用意和虛偽動機，它企圖打著互聯網公域的幌子消解網絡主權，突破別國主權界限，實現西方意識形態及其制度模式的無障礙傳播。實質上，西方“互聯網自由論”遵循的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邏輯，它以“西方—非西方”的思維方式界定“互聯網空間全球公域說”，體現出“西方例外”的雙重標準。

　　隨著后發國家網絡主權意識日益增強，西方“互聯網自由論”隱藏的霸權方式頻遭質疑，并在事實上造成一些國家和地區局勢動蕩、秩序紊亂。習近平指出，要尊重網絡主權，《聯合國憲章》確立的主權平等原則和精神也適用于網絡空間?！拔覀儜撟鹬馗鲊灾鬟x擇網絡發展道路、網絡管理模式、互聯網公共政策和平等參與國際網絡空間治理的權利，不搞網絡霸權，不干涉他國內政，不從事、縱容或支持危害他國國家安全的網絡活動?！睒嫿ㄒ跃W絡主權原則為基礎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需要在三個方面加強治理：一是理直氣壯地維護中國的網絡主權，捍衛自身合法利益。對西方“互聯網自由論”兜售的“無障礙連接”“縱容網絡暴力”“詆毀我國網絡治理政策”論調，以及暗中從事“培植網絡代理人”“發動黑客攻擊”“策動網絡顏色革命”的活動，我們不僅要在思想上進行批駁，宣示我國主張，而且還必須切實保障網絡安全，防止西方以自由之名行損害網絡主權之實。二是防范和打擊不法分子利用網絡空間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網絡空間的暴力恐怖、淫穢色情、侵害隱私、肆意監聽、賭錢洗錢、黑客攻擊等違法活動是全球公害，也是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應該根據本國法律和國際公約予以懲治，不能被所謂的“絕對自由的互聯網公域說”迷惑，對違法犯罪活動聽之任之。三是塑造更加合理、有序的全球網絡空間治理規則，從“霸權依附式治理”轉向“命運與共式治理”。傳統的國際互聯網治理方式主要依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規則得以展開，它維護的是少數幾個網絡強國的利益，通常是打著“互聯網自由論”的幌子制定霸權式規則，其他國家為接入與使用國際互聯網而不得不依附于這種不合理的秩序。目前，傳統的國際互聯網治理方式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事實上，當前網絡空間面臨的恐怖暴力、黑客攻擊、隱私泄露、信息安全等風險和挑戰，單獨依靠一個或幾個國家無法應對，傳統的國際互聯網治理方式更是難以奏效。塑造合理、有序的全球網絡空間治理規則，必須注重各國協同合作，堅持共商、共建、共治原則，既尊重各國利益與主權，厘清各方責任，又體現開放、合作、普惠、透明的標準，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從而實現共同安全。

　　3．在自由與秩序的辯證統一中推進網絡空間治理法治化

　　有效應對西方“互聯網自由論”新動向的沖擊，不能僅僅滿足于思想認識上的理論辯駁，更需要法治思維，切實提升網絡空間治理法治化能力。與其說我們被困于“互聯網自由論”新變種的迷惑宣傳之中，不如說是囿于忽視網絡空間治理的法治化建設問題。原因在于，這種政治思潮在非西方國家傳播過程中，要求將資本主義社會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自由、信息流動自由等凌駕于所有問題之上，并且采用雙重標準，允許西方制定層次分明、系統嚴密的互聯網法治體系，卻質疑其他國家推進網絡空間治理法治化建設的努力。例如，西方出臺的《波特曼-墨菲反宣傳法案》《歐盟反擊第三方宣傳的戰略傳播》《利用戰略聯盟（美國）電信法案》、美國《2020財年國防授權法案》、歐盟《數字化單一市場版權法》等旨在以明確的法治化手段強化互聯網內容管控，塑造網絡空間秩序。由此看來，“互聯網自由論”并不是追求“完全自由”，而是也將網絡自由限定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

　　習近平明確指出：“網絡空間同現實社會一樣，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薄耙獔猿忠婪ㄖ尉W、依法辦網、依法上網，讓互聯網在法治軌道上健康運行?！蓖七M網絡空間治理法治化不僅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做法，而且在當前中國尤為必要。一方面，完善互聯網法治治理體系，建構良好秩序，不能讓西方“互聯網自由論”成為恣意妄為的“法外之地”。網絡空間的自由是有限度的，它不能突破應有的法治秩序。要深入貫徹落實《網絡安全法》，對利用互聯網鼓吹所謂推翻國家政權、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策動街頭政治或“顏色革命”、惡意詆毀中國政治制度、煽動極端主義、教唆暴力恐怖活動、宣揚民族分裂思想等行為必須依法懲治，維護網絡空間法治秩序。同時，又要以《網絡安全法》這個基礎性法律為指引，制定深層次、寬領域的法治措施，從風險感知、信息識別、反饋渠道、研判處置等方面建構相匹配的法律機制，以應對西方“互聯網自由論”新態勢的隱性滲透。另一方面，推進互聯網治理法治化，目的在于不斷增進網民自由。建構網絡空間的法治秩序，只有能確保網民自由前提下才會獲得認同。我們反對“互聯網自由論”，并非因為它來自西方，而是這種政治思潮妨礙了人們對于自由的認識和理解，并且動輒采取“霸權打壓”“輿論操控”“政治訛詐”“縱容暴恐”“監控隱私”等手段，反而擠壓了人的自由空間。因而，我們要不斷提升網絡空間法治治理水平和能力，維護網民合法的自由權利，從而建構法治認同，讓公眾理性認識西方“互聯網自由論”思潮。

　　4．構建和提升基于自我主張的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

　　習近平強調，要牢牢掌握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因為“互聯網是當前宣傳思想工作的主陣地。這個陣地我們不去占領，人家就會占領；這部分人我們不去團結，人家就會去拉攏”。話語陷阱是西方“互聯網自由論”新動向的“殺手锏”。近年來，我們之所以很容易跳入這種隱含意識形態的話語陷阱，主要是因為西方的術語、概念、范疇、范式設置了一種框架，導致人們容易依附于他者話語而喪失自我主張。由此帶來的問題是，我們在“互聯網自由論”話語的攻勢下處于被動地位，以至于出現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的窘境。

　　因而，應對西方“互聯網自由論”新動向，必須構建和提升基于自我主張的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積極發出中國聲音、闡述中國主張。最關鍵的是，我們要直面全球互聯網領域面臨的深層次問題，充分發揮中國的制度優勢，為解決世界各國遭遇的網絡棘手問題貢獻智慧與力量，并將這種切實有效的制度優勢轉化為話語優勢。特別是將我國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方面的制度性話語講清楚、講透徹，通過兼具原創性與獨特性的術語和范式闡明自我主張，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全方位提升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要破除對于西方非政府組織拋出的“互聯網自由指數”“互聯網自由度排名”“互聯網自由數據模型”的迷信，擺脫潛藏著意識形態偏見的話語霸權。同時，我們不僅要揭示這種數理游戲隱藏的價值偏好與價值導向，而且還要“有破有立、破立結合”，在打破西方“指數話語”“排名話語”等壟斷的基礎上，重視中國制度性話語權的建構。

　　需要指出的是，在網絡意識形態話語權上彰顯“自我主張”，目的在于跳出西方“互聯網自由論”的話語陷阱，而不在于一味地解構西方話語，盲目排外。應對全球網絡空間的風險和挑戰，需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治理話語，從而為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貢獻各國智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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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張衛良、何秋娟：《應對西方“網絡自由”必須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紅旗文稿》2016年第9期。

　?。ㄗ髡呦等A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網絡編輯：同心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