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貧攻堅是關系國家戰略的宏觀布局，精準扶貧是以“一戶一策”為主要特征的具體的扶貧方略，二者有機統一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中。經過8年持續奮斗，2020年12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鄭重宣布，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圓滿完成，近1億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勝利1。

一、精準脫貧攻堅促進新發展格局構建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政府針對中國的全方位圍堵日益收緊，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2,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促使我們更加深入思考發展格局問題。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精準脫貧攻堅為解決“三農”問題、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打下了良好基礎。

“三農”問題是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協調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現在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外流、農村基層治理混亂、城鄉差距日益拉大等。更為嚴重的是，我國農村市場嚴重萎縮，無法承接大量的工業產品。因此，我們的大量產能只能通過對外貿易疏解，而過剩產能又使我們在國際市場上自我競爭、爭相壓價。一方面企業只能獲得極低的利潤，另一方面，企業只有通過壓低工資來獲取正常利潤，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我們生產得越多，利潤越低，工人的加班越多、勞動強度越大……世界市場越大，這種自我壓榨越加劇，對我國的勞動力、資源、環境都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同時，外向型勞動密集產業令農民工長期停留在收入低、福利保障差的工作崗位上，無法積累足夠的消費資金，在諸多因素的疊加下，出現了“國內消費市場長期落后于投資和外貿增長”3的現象，無法發揮我國作為世界最大市場的潛力和作用。因此，要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首先就要以“三農”問題為突破點，著力解決農村消費市場的問題。

精準脫貧攻堅是中央解決“三農”問題的新途徑，從微觀層面的“一戶一策”、中觀層面的產業布局到宏觀層面的共同富裕，一步一個腳印，早就走在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路上，可謂是提前實施了順應歷史潮流的謀篇布局。

第一，基礎設施的改善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打通國內市場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物理阻隔，也就是流通(包括路網、電網、自來水網和通信網絡等)非常重要。它不僅涉及城市產品及服務進入農村、農副產品進入城市的問題，也關系到人員、信息和資源的流通。盡可能地消除因地理原因造成的土地級差，為農村發展創造盡可能好的外部條件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前提。精準脫貧攻堅應該說從根本上解決了流通問題。從縣縣通、村村通、組組通和戶戶通，路網已將窮鄉僻壤連接到了城市，電網、自來水網和通信網絡也遍布農村，消滅了農村與現代社會物理隔離的落后狀態。這為農村的下一步發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第二，“一戶一策”的政策設計使包村干部、包戶干部、第一書記、“五人小組”成員等基層干部與村民不斷地面對面交流、溝通，有利于他們摸清群眾家底和農村基層治理的家底，很多經年累月的歷史遺留問題在此過程中得到了解決，農村的社會治理有了相當大的改善。通過這幾年的群眾工作，黨員干部、黨組織與群眾的關系更加和諧，這都為農村實現新的飛躍奠定了組織和政治基礎。

第三，通過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扶貧和技能培訓等多種扶貧方式，資金、資源和人才在不斷地向農村聚集。通過精準扶貧，農民群眾深刻地體會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對黨和政府的認可度也不斷上升，加上扶貧干部的引領，在鄉村振興階段引導農民走上重建新型集體經濟體制的道路自然水到渠成。這種新型集體經濟體制不同于人民公社制度，它是在產權明晰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制(村級)和公司制(鄉鎮級)的組織形式重新組織起來，建設小城鎮，同時完成產業結構升級和社會結構轉型”4。這樣就把農村、農業、農民和產業升級、小城鎮建設和就地工業化等結合在一起，其發展前景就是共同富裕。

第四，精準脫貧中出現的經驗教訓對于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在產業扶貧的過程中，“大干快上”造成的重復建設、生產過剩已經使我們認識到，不論是農業的發展，還是“三產聯動”都需要全國一盤棋的戰略布局。在網絡技術的支持下，中央、地方和農戶可以在統一的戰略布置下對生產力進行合理布局，逐步縮小地區差距，以農村現代化、農業產業化來服務工業和城市的發展，而工業和城市的發展又反哺農村、農業，從而形成一個統一、可持續和高效的國內大市場。健康的城鄉及工農關系必然形成真正供需平衡的市場，這樣的市場才可以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就能更快、更好地構建。

二、精準脫貧攻堅凸顯了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

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不僅使我們在短短的數十年擁有了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高精尖技術，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也讓我們在解決貧困問題上有著先天的優勢。

(一)脫貧成效高

長期以來，貧困問題一直是困擾各國的世界性難題。時至今日，世界各國都有針對貧困人口的扶貧政策和行動，只不過稱呼各異。西方“扶貧”的制度化雛形出現于19世紀下半葉的德意志帝國，當時的德國皇帝認為針對工人的社會保障是“一種消滅革命的投資”5,企圖通過為普遍貧窮的無產階級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以維持社會穩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給了資產階級很大的壓力，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避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激化，西方發達國家加大了對社會保障福利(social protection benefits)的投入。目前，西方狹義的社會保障福利主要由社會保險和貧困救濟兩部分組成，可看作一種扶貧手段，其主要功能是“幫助個人和家庭，特別是窮人和脆弱者，應對危機和沖擊”6,我們可以稱之為“福利式扶貧”。

西方社會保障中針對窮人的“貧困救濟”多數以現金、食品券和醫療補助等形式出現，只要符合相應條件就可以獲取，這種以物質給予為主的“扶貧”造成了一些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窮人或者寄希望于多生育換取補助，或者為了保住救濟不去工作或者不去找到更好的工作(收入超過一定水平即要失去相應福利),從而造成這樣或那樣的弊端(我們可以稱之為“福利變形”),難免被人詬病。接受救濟的人普遍被認為是不值得浪費納稅人金錢的“懶漢”和“失敗者”,窮人因領取救濟而遭人鄙視，他們既失去自尊，也容易失去前進的斗志。

另一方面，西方耗資巨大的社會保障制度持續多年，并沒有解決貧困問題。歐盟關于社會保障福利支出的最新資料(2016年)顯示，歐盟28國社會保障福利的凈支出接近歐盟總支出的92%,占2016年歐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近1/4(24.9%)7。西方發達國家中，美國社會福利支出占其GDP的比例最低，如2018年為4.9%(但絕對值不低，約為9820億美元)8。

總體來說，西方國家對社會保障的投入不少，但是，貧困仍然是西方社會揮之不去的陰影。譬如，美國的貧困率一般都維持在10%以上，如1990～2017年間，貧困率最高到15.1%,最低也是11.3%9,美國2017年的貧困率為12.3%,生活在貧困中的美國人總數為3970萬人10。主要由發達國家組成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公布的貧困率最新數據(2016年)顯示，美國的貧困率遙遙領先(17.8%),其次為以色列(17.7%)、日本(15.7%),其他貧困率10%以上的發達國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盧森堡等11個國家；在36個經合組織國家中，貧困率最低的是冰島(5.4%)。但在被認為“福利櫥窗”的北歐國家，其貧困率也不低，分別為瑞典(9.1%)、瑞士(9.1%)、挪威(8.2%)、荷蘭(8.3%)、丹麥(5.5%)和芬蘭(5.8%)。此外，社會保障支出處于發達國家前列的法國的貧困率是8.3%11。

投入巨大的社會保障制度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資產階級學者和政治家甚至把“福利國家”視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根源”12。不過他們忘記了，在沒有福利制度之前，西方的貧困問題更加嚴重，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基本矛盾才是貧困問題在西方社會無法得到解決的根本原因。產業后備軍則是這一矛盾的必然產物，它的存在則使所謂的絕對貧困無法被消滅(因為長期失業者被排除在失業救濟體系之外而處于赤貧狀態),同時貧富差距卻在日益擴大。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貧困的存在是常態，“美國夢”或“歐洲夢”的終極目標是個人成功，而不是共同富裕。

就在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富裕、慈善業也很發達的國家，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由于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無家可歸者增加了61%13,未來四年，新冠肺炎疫情疊加經濟衰退將造成美國無家可歸者的人數大約增加兩倍14,超過110萬人將流落街頭。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生產國和出口國，美國2020年有5000萬人生活在饑餓中，這意味著1/6的美國人(其中有1/4是兒童)面臨食物匱乏問題15。富裕中的匱乏，是社會的悲歌、人民的苦難。

由于主要從勞動者收入中獲取資金來源(個人所得稅),西方福利制度進一步加劇了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與不斷擴大的生產趨勢之間的內在矛盾，同時，不斷膨脹的福利支出也使國家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號稱“福利櫥窗”的瑞典，福利制度就已經悄然開始改革。瑞典取消了住房補貼，改革了養老金制度，大幅度削減了醫療預算，增加福利政策的限制，對原國有產業進行私有化改革。進入21世紀以來，瑞典已經全面建立起市場化的“激勵結構”。政府規模(以財政收支占GDP的比重計)持續收縮，政府債務占GDP的比率已經從1995年的將近80%下降到2010年的35%16。與此同時，瑞典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收入差距增加了約30%,其增幅高于經合組織成員的平均增幅水平17。所以，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特殊歷史年代，西方社會迫于與社會主義陣營競爭的無奈，才加大了福利投入，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本就無心也無法解決貧困問題的西方社會采取了污名化福利制度的辦法，讓人們相信是懶漢拖累了社會，減少福利就能改革弊端，從而甩掉所謂的包袱。然而，西方對這種被動解決貧富差距的福利制度的弱化，必將帶來更為嚴重的貧困問題。

西方社會福利資金主要來源于對勞動者尤其是“中產階級”的高稅收，富人和企業的稅率卻相對較低。我國稅收的特點則是國有企業的平均稅負遠高于其他性質的企業，如2013年全國國有企業數占全國實有企業總數的1%,卻創造了34.4%的全國稅收，29.4%的全國財政收入18。這些來源于國有企業的巨額稅收極大地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提高了國家進行二次分配的能力19?；诖?，我們才有充足的財力投入到脫貧攻堅事業之中。30年來，中央財政扶貧資金翻了35倍20,自2015年以來，僅貴州省五年就投入扶貧資金超過1萬億元21。

我國的精準脫貧是世界上涉及貧困人口最多、規模最大的國家減貧行動，它每年減少的貧困人口達上千萬人。不僅如此，貧困地區人口的收入還得到了較快的提高，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成就。中國連續7年每年減貧人口都在1000萬人以上?！笆濉逼陂g，僅易地搬遷貧困人口就達960多萬，相當于搬遷了一個中等人口規模的國家，成就了人類遷徙史和世界減貧史上的偉大壯舉22。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年均實際增長10%;2018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于全國農村平均水平的71%,比2012年提高8.9個百分點，與全國農村平均水平的差距進一步縮小23?！爸袊龢O端貧困的成就超過了文明史上任何國家”“這是中國共產黨減少社會不平等政策的一項重要成就”等都是外界對中國扶貧發自內心的認同和稱贊24。

(二)打破貧困的代際循環

西方“福利式扶貧”存在多種弊端。首先，它的主要手段是“補不足”,即填補窮人等弱勢群體在滿足基本生存所需時存在的缺口，使社會不至于出現大規模的餓死、病死等極端情況。但這種“補不足”的手段不能突破和解決產生貧困的社會結構性矛盾。因此，貧困問題無法得到徹底解決。其次，微薄的福利收入也不能使窮人實現財務獨立，而且只要窮人的收入超出一定標準就會失去領取救濟的資格。因此，為了獲取穩定的救濟，窮人寧愿失去一步步發展的機會。再次，沒有“生產性”的幫助(指在就業和產業方面的扶助),一切物質性幫助都是暫時的。窮人得到救濟只是暫時沒有生存之虞，但并沒有改變其在社會生產結構中的地位，因為他只是被動地獲取救濟，而沒有得到生產財富的能力。因此，西方在實施多年的“福利式扶貧”后仍然存在穩定的貧困率，并且隨著不平等程度的加深，“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階級固化現象日益普遍。以上這些都是“福利式扶貧”的制度性缺陷。那么，中國的精準脫貧是如何避免這些缺陷的呢?

第一，社會主義制度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在農村實現了土地集體所有，為確保農村不會再次出現地主與雇農的分化以及舊社會大規模土地兼并的現象打下了制度基礎。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不會成為流民，也就不會出現拉美那種因失地農民進城而產生大規模的城市貧民和貧民窟的現象。穩定的土地制度保證了全社會的穩定，這是精準脫貧的前提條件。

第二，在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農民們可以因地制宜地選擇將土地流轉給個人或集體，自主地選擇土地經營方式，這就為農村的發展提供了靈活的選擇。如時任貴州省安順市委書記的周建琨同志就贊同并支持塘約村村民通過土地流轉走集體經營的道路，而這一道路成為塘約村跨越式發展的基礎性因素。

第三，精準脫貧的靈魂是“一戶一策”。扶貧干部通過走訪貧困戶，調研了解其致貧原因，并有針對性地提供解決方案，通過發展產業、技能培訓、外出就業等手段，輔之以危房改造、易地搬遷、教育補助、醫療救助等方式，將貧困戶從困境中解放出來。脫貧不脫政策，力保貧困人口脫貧不返貧，相關內容后面我們會詳加介紹。

第四，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已經將“扎實推動共同富?！奔{入宏偉藍圖。因此，精準脫貧攻堅不是終點，它是邁向共同富裕的堅實一步，共同富裕就是要消除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收入差距過大導致的相對貧困問題，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三)組織優勢、動員優勢明顯

精準脫貧是在我國的工業發展到可以反哺農業的時候，黨和政府通過全國動員、集中資源的方式進行“全國一盤棋”式的扶貧攻堅戰役。這些都體現了我們黨強大的組織優勢與動員能力。

從資金上來說，國家提供了相應的配套項目和資金，為先“輸血”后“造血”提供可靠的物質支持。以2017年數據看，建檔立卡人口人均財政支出達6287.4元，接近建檔立卡人口人均純收入7486.49元25。短時間內投入如此數額巨大的資金到扶貧領域，不僅是我國綜合國力增強的表現，更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下黨和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決心、魄力和能力。

從部門來說，財政部、發改委、扶貧辦、農業部、文化部、教育部等國家各部委及其下屬單位均為精準脫貧提供了相關項目的扶貧補貼；從項目來說，不僅傳統農業及其配套業態，均可以申請補助，農產品加工、儲藏保鮮、產地批發市場等流通設施項目以及污染物防治等公益性項目也可以得到國家資助。在環保備受重視的今天，還有“資源節約與環境保護中央預算內投資備選項目”補助。項目資金額度從數千元、數萬元、上千萬到上億元都有?？梢哉f，我們的扶貧項目資金幾乎涵蓋了農業“三產融合”的各個方面，這樣的扶貧力度和規模在世界上應該是首屈一指的。

在筆者參與精準脫貧調研的貴州省黔西南州，政府部門、國有企事業單位、學校等公共部門就動員了9200余名黨員干部加入“尖刀班”。那么全國的數字是多少呢?可想而知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目。這么多人民干部走入鄉村與農民一起戰天斗地，與貧困作戰，這是西方式“扶貧”想也不敢想、做也做不到的。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會有千千萬萬的黨員干部來到農村，一遍遍地走訪貧困戶，為他們想出路、找項目和發展產業。這才是我們精準脫貧能夠成功的底氣所在。同時，精準脫貧還通過統一戰線動員私營部門參與到扶貧工作中去，從而為全面動員社會資源參與脫貧攻堅打下了堅實的人、財、物基礎。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制度優勢、組織優勢和動員優勢。

三、精準脫貧攻堅的目標是共同富裕、全面小康

“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對貧困人口的幫扶是全方位、多保障的，不僅是“扶上馬”,更是要“送一程”,可以說，社會主義的扶貧是“走心”,是為了脫貧致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之相對應的是，西方的福利發放是“走物”,暫時性“扶”一下貧困人口，并不幫助貧困人口脫貧，更別提致富了。

西方從人道主義出發，通過衡量收入等物質條件認證人“窮”,按其“需要幫助”的程度相應地發放錢、物、券等，以物的幫助為主，這種例行公事的資助，從發放到領取中間環節太多，缺少人文關懷和“一對一”的幫扶，不僅低效和浪費，同時缺少可持續發展的遠大目標。最重要的是，西方對領取救濟有較嚴苛的條件，譬如美國規定失業救濟金只能領取6個月，如果失業者在這之后還沒有找到工作，就將從失業統計人數中“消失”,不再被納入統計，也就沒有資格再領取失業救濟金。再以窮人領取的食品券為例。1996年克林頓政府的福利改革提出要“工作才能有食物”,縮減了窮人領取食品券的時限；奧巴馬政府于2014年通過法案，要求削減86億美元的食物券項目支出，對領取政府“補充營養援助計劃”的18～49歲的失業者作出了限制，規定如果這些人沒有殘疾或沒有要撫養的幼兒，失業超過3個月就會失去領取該項福利的資格，受此政策影響的人達100多萬。這里也埋下了我們前面所說的“福利變形”的肇因：一些人為了保住救濟多生多育，造成貧困向下一代傳遞的悲劇。

2015年，英國政府推出削減120億英鎊福利支出的緊縮措施，并逐步削減每年2200億英鎊的福利預算。當時英國政府稱，福利改革是為了保證福利制度能夠提高個人責任感，是為了支持家庭從依賴走向獨立，因為“沒有社會流動性就沒有社會公正”26。國際慈善組織樂施會2014年的一份報告指出，英國政府福利的削減已經使英國最貧窮的175萬戶家庭陷入更深的貧困，使更多的家庭更艱難地應付食品及能源帳單。英國最大的“食物銀行”特魯塞爾信托(Trussell Trust)的數據披露，2013～2014年有超過90萬人通過它領取了救濟，比前一年上升了163%27。丹麥政府繼續延長退休年齡，把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期限從4年降低到2年，同樣，芬蘭也延長退休年齡，削減福利28。因此，西方的福利設計是從冷冰冰的數據出發，不考慮勞動者在市場上的困境，只是提供臨時性的扶助，在勞動者快倒下時“扶”一下，使勞動力市場不至于因為失業工人餓死而停止運行。資本主義的福利制度并不是為了幫助人們走出貧困，它可以“扶一下貧”,但不幫助人們脫貧，更別提致富了。

但中國的精準扶貧、脫貧與共同富裕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使扶貧充滿了人文關懷。習近平同志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29。扶貧首先是為了真脫貧、不返貧，最終是為了共同富裕，全面實現小康社會。

“精準脫貧”要求真脫貧，有嚴格的標準：要滿足“一達標”(指農村建檔立卡貧困戶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穩定超過當年全國扶貧標準)、“兩不愁”(即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即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的標準才算脫貧?！耙贿_標”是脫貧的必要條件，“兩不愁、三保障”在“一達標”的基礎上更深化了扶貧工作的內涵，意味著扶貧對象的基本生活問題從基本解決到穩定解決再到更高層次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需求也得到滿足，才能真正算是脫貧。

同時，精準脫貧不追求短期的收入達標，而是有“十個不能脫貧”的條件，如住房沒有達到入住條件的，飲水不安全的，義務教育階段有輟學學生的，家庭成員患大病未治愈的，等等。這種脫貧標準考慮了人的全面、平衡發展需要，而不像西方“福利式扶貧”那樣不考慮人的其他方面需求，只追求短期收入達標。

因此，中國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不是西方一刀切式的物質補助，而是力求“將貧困人口的脫貧需求同幫扶政策匹配起來。因病致貧的家庭可享受‘五道防線’‘兩癌篩查’、免費體檢、集中供養和兜底保障政策；因殘致貧的家庭可享受免費婚檢和孕檢、產業扶貧政策；多重原因致貧的家庭可享受對應的多項幫扶政策”30。

脫貧不能返貧。習近平同志指出：“對不同原因不同類型的貧困采取不同措施，困人困戶困村政策，對癥下藥、精準滴灌、靶向治療?！?/span>31各地要通過深入調查研究，盡快搞清楚現有貧困人口中，哪些是有勞動能力、可以通過生產扶持和就業幫助實現脫貧的，哪些是居住在“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的地方、需要通過易地搬遷實現脫貧的，哪些是喪失了勞動能力、需要通過社會保障實施兜底扶貧的，哪些是因病致貧、需要實施醫療救助幫扶的，等等。這些措施和手段的特點就是徹底根治致貧原因，達到脫貧不返貧。

要脫貧更要致富。我國的精準脫貧非常重視發揮貧困戶的內生動力，一方面通過扶貧干部的政策宣講、技術培訓、思想啟發等和群眾共商脫貧致富的路子；另一方面，政府通過公益崗位、生產獎補、以工代賑、勞務補助等方式，從扶志、扶智到實踐都能充分激發貧困戶脫貧致富奔小康的信心。

暫時的物質幫扶確實能使貧困戶短時期內收入達標“脫貧”,這種幫扶是“輸血”,是西方福利式幫扶的終點。但它只是中國精準脫貧的第一步，第二步是邁向小康社會的、立志與窮困作斗爭的“造血”,它的目標不僅是消滅貧困，更重要的是要讓全中國人民一道走向共同富裕、全面小康。

四、精準脫貧攻堅的世界意義

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的圓滿完成，不僅是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的創舉，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創舉。那么國外是如何評價這一創舉的呢?

第一，國外媒體、國際組織等對脫貧攻堅的勝利總體持肯定態度。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斷了如火如荼的脫貧攻堅進程。2020年7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一篇報道認為，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幾十年來最嚴重的洪災的疊加影響，中國很有可能無法完成脫貧攻堅任務32。在習近平總書記宣布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圓滿完成之后，那些一向對中國持挑剔態度的西方主流媒體雖有質疑，但也不得不對精準脫貧的成果予以某種程度的承認33。美國《外交事務》雜志認為，中國政府派出了數十萬名官員在全國范圍內對所有農村家庭進行調查，以確定他們是否符合貧困標準——這本身就是一項壯舉34。

2000年，聯合國制定了千年發展目標，其重點是到2015年世界貧困人口減半。中國僅用了5年時間就達到了這一目標?！督洕鷮W人》認為，造成貧困人口減少的一大因素是中國“在1981～2010年使6.8億人擺脫苦難，將極端貧困率從1980年的84%減少到現在(2013年)的10%”35。

聯合國副秘書長格埃格奈瓦克·蓋圖(Tegegnework Gettu)指出，在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執行期，中國的貧困人口減少了四億多，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他非常贊賞中國減貧模式在非洲的應用，并認為中國是全球減貧的典 范36。聯 合國可持續發展行動網絡領導委員會主席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認為，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項目投資其他國家的基礎設施，為消除全球貧困作出了貢 獻37。旨 在消除全球貧困的國際公益組織“博根項目”(Borgen Project)在其網站上發表的《中國脫貧創新》一文指出，過去40年，中國經濟改革使7.3億人擺脫貧困，占這一時期全球減貧成就的近3/4。根據《聯合國千年全球發展報告》,中國的政策使國際社會能夠實現聯合國將全球極端貧困減少50%的目標。中國的經濟成功使中國能夠解決城鄉人口在醫療保健方面的差距。城市和農村人口的嬰兒死亡率都降至1%以 下38。

總之，中國40余年來的減貧成效顯著，脫貧攻堅的成就難以抹殺，體現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

第二，發展中國家普遍對中國的脫貧攻堅持積極態度，并愿視之為可以效仿的“南方模板”。

在世界矚目中國扶貧脫貧成就的同時，學習中國經驗也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需求。中國政府于2017年5月正式推出“中外減貧案例庫及在線案例分享平臺”,其中收集了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行之有效的減貧模式和方案，服務于南南合作知識分享，可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借鑒39。

格埃格奈瓦克·蓋圖強調，中國的減貧經驗值得所有發展中國家學習。中國通過“南南合作”以及現在的“一帶一路”倡議，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很多技術援助。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國別主任文靄潔(Agi Veres)表示，中國的減貧經驗對世界有重要啟示，中國的許多創新做法非常值得各國借鑒40。

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Imran Khan)認為，脫貧攻堅在中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中國的發展模式最適合巴基斯坦41?？偛课挥诎部ɡ耐炼鋪喬芯恐行闹魅稳麪柷鹂恕た评聘耵?/span>(Selcuk Colakoglu)表示，一些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正密切關注中國的發展，因為這種發展沒有停頓、很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42。

巴基斯坦學者澤米爾·阿萬(Zamir Awan)表示，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依舊采取了各種積極的扶貧措施，并取得了今天的成就43。南非主流媒體《獨立在線》刊文稱，非洲可以從中國學到很多。中國贏下脫貧之戰，是因為領導人制定明確的政策、切合實際的目標，動員全國力量全力扶貧44。

第三，西方已經有人開始意識到完全依靠市場解決不了貧困問題，中國的扶貧經驗對全世界都很重要。

西班牙中國問題專家胡利奧·里奧斯(Xulio Rios)發文稱，中國的成功放大了西方的失敗。對市場和自由社會優點的宣揚，掩蓋了西方對擺脫貧困的無能為力，西方社會的貧困不斷增加，不平衡和不平等也一樣在加劇，也許這確實是制度的本質造成的。在中國，這一重大成功是因國家的堅定行動而不是由市場主導獲得的。胡利奧提出，西方應該深入學習中國的脫貧和發展模式。但很可能與新冠肺炎疫情的管控一樣，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偏見阻擋了對中國的認可。中國成功地控制了疫情并讓數億人擺脫了貧困，而歐美的感染、死亡和饑餓人數卻在不斷增加。盡管如此，歐美還是執著于對中國發布的消息進行細節研究，并貶低其成就價值45。

聯合國糧農組織駐中國代表馬文森(Vincent Martin)認為，精準脫貧的戰略，以及創新的思路和做法，對整個世界都至關重要46?！安└椖俊痹谝黄麨椤断蛑袊鴮W習減貧》的文章中強調，中國發展了一個使許多人擺脫貧困的制度，而其他國家可以效仿這個制度達到同樣的目的47。

第四，國外政要和學者對中國脫貧攻堅的經驗總結。

在他們看來，中國的主要經驗有以下幾點。

首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取得脫貧攻堅勝利的關鍵。坦桑尼亞駐華大使姆貝爾瓦·凱魯基(Mbelwa Kairuki)認為，中國在減貧事業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應歸功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爸袊鴩抑飨暯郊案骷壒賳T秉持人民至上的理念，經常深入貧困地區走訪，了解當地的實際情況，掌握第一手信息，制定相關扶貧政策。這一寶貴經驗值得世界各國，特別是同樣處在減貧進程中的非洲國家認真學習和借鑒?！彼J為，“減貧事業需要所有的領導者行動起來，脫離基層制定出來的減貧政策是行不通的”48。

埃塞俄比亞總理首席經濟顧問尼瓦伊·吉布里阿布(Newai Gebre-ab)表示，中國創造減貧奇跡的原因可以歸結為兩點：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以及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讓大多數人民獲益49。而后者只有在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才能踐行。

其次，目標明確、計劃周密。蓋圖認為，脫貧攻堅的成功得益于其扎實的研究和周密的計劃，更是實施精準脫貧政策的結果。精準脫貧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是反復試驗的成果，不僅具有現實意義，也具有戰略意義50。CNN的評論員認為，中國政府的扶貧規劃大致分為兩大戰略——大的國家政策和小的地方干預政策51。杰弗里·薩克斯認為，中國政府設定的2020年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非常重要”,系統性前景規劃讓中國脫貧事業有清晰框架52。

最后，政府扶持和市場機制結合，多主體共同參與脫貧事業53。中國的脫貧攻堅貴在精準，政府不是大包大攬，而是在充分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基礎上，注意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調動包括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公益機構在內的社會各方力量共同參與扶貧工作。胡利奧·里奧斯認為，中國首先制定大量計劃，利用獨特的內部援助系統進行強大的公共投資，并讓國內發達地區和很多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在脫貧過程中發揮幫扶作用54?！端估锾m卡衛報》2021年1月的一篇文章指出，過去五年，中國政府向扶貧投入了近7000億美元的貸款和財政撥款，約為每年經濟產出的1%。這還不包括國家電網等國有企業的大量捐款，它們投入1200億美元用于農村電力升級，并指派了7000多名員工從事扶貧項目55。

當然，中國也仍然存在一些問題，譬如蓋圖預見，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加速，越來越多的人口移居城市，農村減貧將不再是最大的挑戰。從長遠來看，城市中的相對貧困問題更加值得關注56。發展不平衡和不平等問題仍有待解決，但在這方面也出現了積極趨勢：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繼續縮小，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中等收入人口超過4億57。認同并承認中國脫貧攻堅的偉大成就，成為世界各國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廣泛共識。

注釋

1《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如期完成》,《新京報》2020年12月4日。

2顏曉峰:《在世界動蕩變革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紅旗文稿》2021年第1期。

3張占斌:《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學習時報》2020年8月21日。

4這段話為2021年1月23日原北京市城郊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文茂老師與筆者交流時所言。

5史探徑:《世界社會保障立法的起源和發展》,《外國法譯評》1999年第2期。

6“Social Protection”,World Bank,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socialprotection/overview.

7“Social Protection Statistics - Net Expenditure on Benefits”,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Social_protection_statistics_-_net_expenditure_on_benefits.

8“Social Security Outlays and Forecast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00 to 2029(as a Percentage of the GDP)”,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17654/outlays-for-social-security-and-forecast-in-the-us-as-a-percentage-of-the-gdp/.

9“Poverty R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90 to 2017”,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00463/us-poverty-rate-since-1990/.

10“Small Improvements in Poverty Rate,Median Income:Reactions to the 2018 Census Data,Spotlight on Poverty and Opportunity”,https://spotlightonpoverty.org/poverty-day-2018/.

11“Poverty Rates in OECD Countries as of 2016”,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33910/poverty-rates-in-oecd-countries/.

12David C.Saha,“The Welfare State during Times of Economic Crisis”,http://bruegel.org/2012/09/blogs-review-the-welfare-state-during-times-of-economic-crisis/.

13Stasha,“The State of Homelessness in the US-2021”,https://policyadvice.net/insurance/insights/homelessness-statistics/.

14Jessica Goodheart,“The Pandemic Recession Could Cause an Enormous Spike in Homelessness”,https://www.fastcompany.com/90594670/the-pandemic-recession-could-cause-an-enormous-spike-in-homelessness.

15Mireya Villarreal,“More Than 50 Million Americans Facing Hunger in 2020,Projections Show”,https://www.cbsnews.com/news/hunger-50-million-americans-2020-projections-show/.

16劉允銘:《瑞典的福利國家神話》,http://opinion.caixin.com/2014-04-04/100661487.html。

17和苗、付一鳴:《獨家:瑞典爭論如何重塑“北歐模式”》,http://world.cankaoxiaoxi.com/2014/0918/500584.shtml。

18胡鞍鋼:《央企引領“一帶一路”把“中國的”變為“世界的”》,《廣西經濟》2015年第12期。

19朱安東、孫潔民、王天翼:《我國國有企業在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中的作用》,《經濟縱橫》2020年第12期。

20凌慧珊:《盤點國家重點扶貧縣數據:中央財政扶貧資金30年翻了35倍》,《南方都市報》2016年10月22日。

21閔捷:《5年投入扶貧資金超1萬億,書寫中國減貧奇跡的精彩貴州篇章》,http://www.gzastv.com/news/tj/content_wap_124300.shtml。

22《海外網評:史上最大規模脫貧攻堅戰,中國打贏了》,http://www.china.com.cn/opinion2020/2020-12/06/content_76982978.shtml。

23《2018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386萬人》,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15_1649231.html。

24《海外網評:史上最大規模脫貧攻堅戰,中國打贏了》,http://www.china.com.cn/opinion2020/2020-12/06/content_76982978.shtml。

25鄭新業:《精準扶貧報告:建檔立卡人口相關財政投入達3.59萬/人》,http://finance.sina.com.cn/hy/hyjz/2019-03-16/doc-ihrfqzkc4301247.shtml。

26Sophy Ridge,“Tory Government's ￡12bn Welfare Cuts Agreed”,http://news.sky.com/story/1505715/tory-governments-12bn-welfare-cuts-agreed.

27Katie Allen,“Welfare Cuts Drive UK's Poorest Families Deeper into Poverty,Says Oxfam”,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4/apr/22/welfare-cuts-drive-uk-poorest-poverty-oxfam.

28AFP,“Sweden ‘Slimmest Nordic Welfare State’”,http://www.thelocal.se/20140121/swedens-welfare-state-most-scaled-back-in-nordics.

2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66頁。

30鄭新業:《精準扶貧報告:建檔立卡人口相關財政投入達3.59萬/人》,http://finance.sina.com.cn/hy/hyjz/2019-03-16/doc-ihrfqzkc4301247.shtml。

31《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235頁。

32Ben Westcott,“Ending Poverty in 2020 was Going to Be Xi's Crowning Achievement.Coronavirus Might Have Ruined It”,https://edition.cnn.com/2020/07/01/economy/china-xi-coronavirus-poverty-alleviation-intl-hnk/index.html.

33在不得不承認中國脫貧攻堅成就的同時,又會通過中國的人權和貧富差距等問題,對中國加以諷刺。

34《832個貧困縣實現清零外媒:中國脫貧成就顯著全面脫貧絕非終點》,http://news.china.com.cn/2020-11/25/content_76948358.htm。

35Kimberly Quitzon,“Learning From China to Reduce Poverty”,https://borgenproject.org/china-to-reduce-poverty/.

36焦夢、高永偉等:《世界政要學者高度評價中國精準扶貧》,http://f.china.com.cn/2017-10/17/content_50039105.htm。

37《聯合國高級顧問杰弗里·薩克斯:中國打贏脫貧攻堅戰具有世界意義》,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8138407423390906&wfr=spider&for=pc。

38Bilal Amodu,“Innovations in Poverty Eradication in China”,https://borgenproject.org/poverty-alleviation/.

39高偉東:《中外減貧案例庫推出》,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705/28/t20170528_23300191.shtml。

40焦夢、高永偉等:《世界政要學者高度評價中國精準扶貧》,http://f.china.com.cn/2017-10/17/content_50039105.htm。

41侯雅齡:《巴基斯坦總理:巴政府想向中國學習發展模式,以消除貧困》,https://3w.huanqiu.com/a/c36dc8/41M9we027ZI?agt=11。

42“On Poverty Alleviation,China Is on the Right Track”,https://en.haberler.com/on-poverty-alleviation-china-is-on-the-right-track-1537322/.

43趙妍:《巴基斯坦學者認為中國的減貧經驗值得巴基斯坦借鑒》,http://news.china.com.cn/2020-11/27/content_76954508.htm。

44杜華斌:《消除人類貧窮中國作出重大貢獻——輿論稱脫貧經驗可供非洲國家借鑒》,《科技日報》2020年5月21日。

45《西媒:西方應深入學習中國脫貧模式》,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1/29/c_1126800357.htm。

46焦夢、高永偉等:《世界政要學者高度評價中國精準扶貧》,http://f.china.com.cn/2017-10/17/content_50039105.htm。

47Kimberly Quitzon,“Learning from China to Reduce Poverty”,https://borgenproject.org/china-to-reduce-poverty/.

48焦夢、高永偉等:《世界政要學者高度評價中國精準扶貧》,http://f.china.com.cn/2017-10/17/content_50039105.htm。

49焦夢、高永偉等:《世界政要學者高度評價中國精準扶貧》,http://f.china.com.cn/2017-10/17/content_50039105.htm。

50焦夢、高永偉等:《世界政要學者高度評價中國精準扶貧》,http://f.china.com.cn/2017-10/17/content_50039105.htm。

51葉開:《CNN:中國的扶貧規劃大致分兩大戰略任務分解到基層》,http://f.china.com.cn/2020-02/27/content_75747411.htm;Ben Westcott and Serenitie Wang,“Xi Jinping is Determined to End All Poverty in China by 2020.Can He Do It?”,https://edition.cnn.com/2019/04/19/asia/poverty-alleviation-2020-xi-jinping-intl/index.html。

52熊茂伶、檀易曉:《專訪:中國減貧成就為貧窮國家帶來希望——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薩克斯》,http://www.gov.cn/xinwen/2020-12/07/content_5567770.htm。

53熊茂伶、檀易曉:《專訪:中國減貧成就為貧窮國家帶來希望——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薩克斯》,http://www.gov.cn/xinwen/2020-12/07/content_5567770.htm。

54《西媒:西方應深入學習中國脫貧模式》,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1/29/c_1126800357.htm。

55“Secrets:China Free from Poverty”,http://www.srilankaguardian.org/2021/01/secrets-china-free-from-poverty.html.

56焦夢、高永偉等:《世界政要學者高度評價中國精準扶貧》,http://f.china.com.cn/2017-10/17/content_50039105.htm。

57《西媒:西方應深入學習中國脫貧模式》,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1/29/c_1126800357.htm。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網絡編輯：張劍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