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形成唯物史觀之后，就像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等文本中所做的一樣，恩格斯在1850年夏秋之際所寫的《德國農民戰爭》是推進唯物史觀具體化的一部重要著作。在這一文本中，恩格斯不僅找到了生產方式內在矛盾運動的狀況在德國這一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得以呈現出來的中介形式，即各種等級圍繞著宗教政治思想而展開的斗爭，而且還在梳理德國農民戰爭之歷史進程的基礎上，致力于探討其發展的規律性，進而把德國16世紀的農民革命與1848～1850年作為歐洲大革命之一部分的德國革命聯系起來，并洞察了后者的發展前景。在以往的研究中，恩格斯的這一著作只是被當成歷史學（用階級斗爭史取代了宗教改革史的新歷史闡釋思路）或宗教學（強調了宗教在政治斗爭中的作用等）的著作來看待，而沒有被置放在恩格斯推進唯物史觀具體化進程的角度來加以深入探討。這不僅導致我們弱化了對唯物史觀具體化這一特定問題域的研究——僅用唯物史觀在具體政治或宗教問題剖析中的運用來取而代之，從而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恩格斯在歷史學或宗教學領域中的理論貢獻上——而且還導致我們無法有力地回擊國外學者在這一問題上所制造的馬恩對立說，例如有學者指出，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中把政治斗爭視為一種超歷史的現象，把它直接歸咎于經濟狀況和階級斗爭，而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則更多地看到了政治主體及現代國家的自主性。正因為如此，準確地界定《德國農民戰爭》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尤其是唯物史觀具體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一、德國落后的生產方式及其表現形式的復雜性

盡管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第二版序言中指出，除了他的這部著作外，馬克思在同時期撰寫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等兩部著作中同樣也清晰地呈現出了唯物史觀的方法論，“這個唯一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不是由我，而是由馬克思發現的，這個歷史觀還見于他在同一個《政治經濟評論》雜志上發表的論述1848-1849年法國革命的著作，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钡覀儽仨毧吹降氖?，就這三個文本的闡述風格來說，《德國農民戰爭》顯得更加清晰，或者說，更像馬克思后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說的把唯物史觀運用到具體問題分析時所采用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論。其實，他在1844年9月開始寫作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就已經初步運用了這種方法論，他正是從英國工業革命及市民社會變革史的角度來剖析工業無產階級在身體和精神狀況上的糟糕狀況，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工人運動展開史的。只不過那時恩格斯面對的是英國的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而他沒有或者說也沒必要考慮生產方式在特定語境中的展開形式問題。而當他在1850年思考16世紀中葉的德國農民戰爭史時，這一問題便突出地呈現在他面前。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是直接沿著政治斗爭史的線索來展開論述的。盡管他在不少地方的確強調了政治斗爭的社會關系基礎，譬如，在談到波拿巴所代表的法國小農階級時，他清晰地指出了法國農村落后的生產方式使人數眾多的小農始終處于相互隔離的狀態，他們無法代表自己，因而需要一個權威來成為他們的主宰，這就是他們擁護波拿巴的原因。但就此文本的一般情況來看，馬克思在論述1848～1851年的法國革命史時的確把較多的筆墨放在了對各政治派別的政治自主性即相互的鉤心斗角上。譬如，在談到上述革命史的第三個時期即立法國民議會時期時，馬克思對各政治派別之間的相互矛盾及政治斗爭性進行了很詳細的描述，“立憲派公然圖謀反對憲法，革命派公開承認自己擁護立憲；國民議會想左右一切，卻總是按議會方式進行活動；山岳黨以忍耐為天職，并以預言未來的勝利來補償現在的失??；?；逝砂缪葜埠蛧脑显鹤h員的角色，為環境所迫，不得不在國外支持他們所依附的互相敵對的王朝，而在法國內部卻支持他們所憎恨的共和國；行政權把自己的軟弱當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來的輕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國不過是兩個王朝——復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國的招牌下的結合”；在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也存在著與此相類似的情況。因此，我們閱讀這兩個文本時要格外注意從呈現出來的政治斗爭史描述中，揭示出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方式的決定性。

但恩格斯的《德國農民戰爭》卻沒有這種情況，他在第一部分中就首先分析了16世紀初期德國生產方式的落后性。恩格斯指出，盡管就德國本身來說，其工商業在14、15世紀就已經相當繁榮，但如果與英法等歐洲國家相比，則明顯處于落后的狀態?！暗聡鴩裆a的高漲仍然趕不上其他國家生產高漲的步伐。農業遠遠落后于英國和尼德蘭，工業遠遠落后于意大利、佛蘭德和英國，而在海外貿易中，英國人，尤其是荷蘭人已經開始排擠德國人。人口依然稀少。在德國境內，只是在幾個工商業中心及其附近地區才有文明可言；就是這幾個中心，利益也極不一致，幾乎沒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共同點?！闭沁@種生產方式發展上的落后性，使德國無法形成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利益集團，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所說的把居民的一切差別簡化為工人和資本家的對立的情形沒有也不可能在德國出現。16世紀初期的德國只是圍繞著一些地方中心而形成了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在利益上相互沖突的各個不同的等級或階級，其中主要有諸侯、下層貴族（騎士）、僧侶、城市貴族、市民反對派、平民反對派、農民等。盡管恩格斯在這一文本中有時也用階級概念來指稱這些不同的等級，但其實他只是把這些等級當成極其雜亂的人群來看待的?！翱梢?6世紀初期帝國的各個不同等級——諸侯、貴族、高級教士、城市貴族、市民、平民和農民，形成了一種極其雜亂的人群，他們的要求極其懸殊而又錯綜復雜。每一等級都妨礙著另一等級，都同所有其他等級進行不斷的、有時公開有時隱蔽的斗爭。整個民族分裂為兩大營壘的情形，在法國第一次革命爆發時曾經出現過，目前在最進步的國家中正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出現，但是在當時德國的條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备鼮橹匾氖?，恩格斯還指出即使是在同一等級內部，事實上也無法形成統一的利益訴求。譬如，僧侶等級中就有兩個不同的派別，包括大主教、修道院長、高級教士在內的貴族階級不僅擁有大片土地，而且還殘酷地壓榨屬地上的人民；而由農村和城市傳教士組成的僧侶中的平民階級因無法分離教會的財富而只能得到很少的報酬，因而實際上與市民或平民具有相似的思想感情。城市中的平民反對派等級也是一樣，它是由很復雜的成分所組成的，因而其黨派傾向非常不穩定，在農民戰爭之前，這一等級甚至還無法作為一個政治派別來出現。

這個第一部分文本的重要之處其實不僅僅在于恩格斯對當時德國社會中不同等級之間的相互對立性的揭示，而且還在于深刻地闡明了如下這一重要的理論觀點：在16世紀初期的德國這樣的工商業發展的落后階段，即與英國相比較而言的私有制生產方式發展的不典型階段，其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性在政治等上層建筑層面上并不是以階級政治的形式而直接表現出來的，而是必須通過某種中介形式而呈現出來。這種中介形式是由當時的特定實踐語境所決定的?？吹竭@種中介形式的重要性，并不意味著對生產方式之決定作用的忽視。相反，這恰恰是對這種決定作用之展開形式的深度解讀。生產方式對社會歷史進程的決定作用并不是通過類似一張白紙似的個人而直接呈現出來的，而是通過在具體社會歷史語境中的個人即生活在特定的政治、文化、宗教等現實條件中的個人而展現出來的。這就勢必會出現生產方式的矛盾性如何通過政治、宗教等中介形式而呈現的問題。在英國這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典型國家，社會革命即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關系的變遷，已經成功地重構了其政治、文化的特征，使它們表現為對階級的經濟利益的直接反映。而在譬如16世紀初期的德國這樣的特殊發展階段，政治、宗教等中介形式依然具有相對的自主性。這就是為什么自1842年11月到達英國后就開始研究英國社會問題的青年恩格斯并沒有太多地關注上述這種中介形式，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對經濟基礎之決定性的闡述上的原因。而這次對德國農民戰爭問題的研究，則是他首次面對經濟基礎決定性在私有制生產方式的不典型發展階段的復雜呈現形式問題。這也是恩格斯在此文本中能夠推進對唯物史觀具體化問題的思考的原因。

二、宗教斗爭是階級斗爭在德國語境中的具體表現

在《德國農民戰爭》第二部分的一開始，恩格斯就明確地指出，16世紀初期德國四分五裂且相互對立的各個等級，憑借著宗教改革時期的宗教斗爭的線索而得到了歸并，形成了三個大的集團?！坝捎诖嬖谥胤椒謾嘁约暗胤胶透魇〉莫毩⒌匚?，由于各省工商業彼此隔絕，由于交通條件惡劣，當時那么多的等級幾乎不可能歸并成較大的集團。這種歸并是在宗教改革時期隨著革命的宗教政治思想的普遍傳播才開始出現的。贊成或反對這些思想的各個等級把全民族集結成（當然只是很費勁地而且勉強地）三大營壘，即天主教或反動營壘、路德的市民改良營壘、革命營壘?！彪A級利益之間的斗爭在德國特定的語境中并沒有直接表現出來，而是通過圍繞著宗教政治思想而展開的宗教斗爭這一中介形式呈現出來的。能否把握住這種中介形式，直接關系能否正確地理解德國階級斗爭的歷史進程及內在本質，同時也關系能否正確地理解把唯物史觀推進到具體對象研究中去的科學方法論。

恩格斯盡管清晰地看到了宗教斗爭作為16世紀初期德國階級斗爭的表現形式的重要性，但他并沒有像同時期的德國唯心主義思想家那樣，把關于宗教政治思想的斗爭直接認定為德國政治斗爭的本質內容。當這些唯心主義思想家把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僅僅認定為只是對于立憲君主制是否優于專制君主制的思想辯論，把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僅僅看成關于共和制和君主制的思想爭執時，恩格斯指出，在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背后存在著的，不是思想斗爭而是赤裸裸的階級斗爭，前者不過是后者的外在表現而已。同理，16世紀德國宗教戰爭的歷史如果像19世紀中葉大多數德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所說的只是一種宗教改革史的話，那就真的把宗教政治思想的斗爭這種階級斗爭的表現形式看成其本質內容了。恩格斯之所以對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歷史學家戚美爾曼在1841～1843年出版的《偉大農民戰爭通史》感興趣，并且在《德國農民戰爭》1870年第二版序言中公開地承認“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獨立研討過的材料。相反，關于農民起義和托馬斯·閔采爾的全部材料，都是從戚美爾曼那里借用的。他那本書雖然有缺點，但仍然不失為一部最好的資料匯編。并且，戚美爾曼熱愛自己所研究的對象。在這本書里到處表現出來的那種為被壓迫階級辯護的革命本能，不久就使他成為法蘭克福的極左派的最優秀代表之一”，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戚美爾曼突破了當時德國史學界流行的只從宗教改革或宗教斗爭史的角度來詮釋德國歷史的做法——在這種解讀視域中，德國農民戰爭是沒有任何地位的，也是不被重視的——明確地賦予了德國農民戰爭以史學研究中的主流地位，并從被壓迫階級反抗壓迫的階級斗爭的視角對這一歷史過程進行了詳細的解讀。

對恩格斯來說，戚美爾曼的貢獻在于顛覆了宗教斗爭史的史學敘事邏輯，并用階級斗爭史的敘事邏輯來取而代之。也就是說，他看到了宗教斗爭并不是德國史的本質線索。這已經是一個重要的理論突破了。但在恩格斯看來，戚美爾曼的問題在于沒有看到宗教政治斗爭與階級斗爭之間的關聯性，也沒有看到階級斗爭與現實社會關系之間的關聯性，因而還不可能準確地把握德國農民戰爭的歷史進程。“盡管如此，戚美爾曼所作的論述還是缺乏內在聯系，如果說他沒有能把這個時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爭論問題作為當時階級斗爭的反映表現出來，如果說他在這個階級斗爭中只看到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善良者和兇惡者以及兇惡者的最后勝利，如果說他對于決定斗爭的開端和結局的那些社會關系所持的見解帶有很大的缺點，那么，這一切正是這本書問世的那個時代的錯誤?！倍鞲袼钩狡菝罓柭牡胤骄驮谟谒皇呛唵蔚仄查_宗教斗爭的敘事主題，而是把宗教斗爭視為基于生產方式內在矛盾運動的階級斗爭在德國特定語境中的具體表現形式，并致力于從現實社會關系的角度來說明為什么在德國特定的語境中階級斗爭必然以宗教斗爭的形式表現出來?！?6世紀的所謂宗教戰爭首先也是為著十分實際的物質的階級利益而進行的。這些戰爭同后來英國和法國的國內沖突完全一樣，都是階級斗爭。如果說這些階級斗爭當時是在宗教的標志下進行的，如果說各階級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還隱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么，這并沒有改變事情的實質，而且也不難用時代條件來加以解釋?！边@種新的闡釋視域就是唯物史觀具體化的視域?；诖?，恩格斯不僅清晰地闡釋了德國農民戰爭史上各黨派用來言說自己的立場的那些宗教、政治理論的本質，而且也深刻地揭示了德國農民戰爭歷史進程的必然性。

恩格斯指出，德國的階級斗爭之所以必然通過宗教斗爭的形式而表現出來，那是因為在自中世紀以來的德國社會中，教會、神學的力量不僅在政治、法律等領域占主導地位，而且在知識活動的其他所有領域也都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顯然，在這種情況下，一切針對封建制度發出的全面攻擊必然首先就是對教會的攻擊，而一切革命的、社會和政治的理論大體上必然同時就是神學異端。為了有可能觸犯當時的社會關系，就必須抹掉籠罩在這些關系上的靈光圈?！庇谑?，在上述三大營壘中，不僅路德派市民改良營壘對保守的天主教營壘的斗爭是通過宗教斗爭的形式而展開的，譬如，路德在剛開始反對天主教會的時候是通過重新翻譯圣經而給平民運動提供思想武器的，而當農民和平民的革命風起云涌的時候，他又是通過從圣經中拼湊出贊美詩來歌頌當權者并以此來反對農民革命的。而且，上述營壘中的第三大營壘即農民和平民的革命營壘反抗保守的天主教營壘的斗爭也是圍繞著宗教斗爭而展開的。譬如，閔采爾的政治主張就是與他的革命性宗教觀直接相聯的，“他利用基督教形式宣講一種泛神論，這種泛神論同近代的思辨觀點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有些地方，甚至已經接近無神論。他既否認圣經是唯一的啟示，也否認圣經是無誤的啟示。照他看來，真正的、生動活潑的啟示是理性，這種啟示曾經存在于一切時代和一切民族之中，而且現在依然存在”。

恩格斯的深刻之處不止于指出上述這一理論層面，而且還在于闡明了這些宗教斗爭背后的階級利益及其階級斗爭本質，闡明了這些不同的宗教理論實際上只是不同的階級或黨派表達自己立場的形式而已。譬如，在談到平民等級作為革命派營壘的重要力量時，恩格斯首先談及這個等級在現實社會關系中的真實地位，然后再去談論它在宗教斗爭中是站在閔采爾一邊的。“平民在當時是完全被擯于正式存在的社會之外的唯一階級。他們處于封建組織之外，也處于市民組織之外。他們既沒有特權，又沒有財產；他們甚至不如農民和小市民，連一點帶著沉重稅負的產業也沒有?！麄兪欠饨ㄉ鐣托袝忻裆鐣怏w的生動的象征，同時又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最初的先驅者?！敝挥邢穸鞲袼惯@樣從生產方式變遷的角度來理解特定社會等級之深層內涵的人，才可能敏銳地把16世紀初德國的平民階級界定為德國資產階級的先驅者，這種結論對于只從宗教改革史的角度來解讀德國史的學者來說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正是從這種唯物史觀具體化的解讀視角入手，恩格斯對當時的德國平民階級在以宗教斗爭為表現形式的階級斗爭中的具體表現做出最為深刻的詮釋。他一方面看到了這一階級必然在反封建斗爭的理念上沖在最前列，這個完全無產的社會等級甚至提出了對一切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社會形態內涵的質疑與批判，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恩格斯甚至說它至少在幻想里“已經超出了當時剛剛萌生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但另一方面，恩格斯又準確地指出平民階級的這種激進思想不僅超越了現在而且也超越了未來，因此，在對私有制的攻擊和對財產公有制的訴求等方面的主張只不過是一種空想而已。

這種深刻的解讀思路也體現在恩格斯對德國神學家、宗教改革思想家路德和閔采爾之間的思想對立及前后相繼性的解讀上。盡管恩格斯的確是從宗教思想的變遷的角度來詮釋他們之間的關系的，但他并沒有拘泥于這一闡釋思路，而是深入這種思想變遷背后的階級利益關系的層面上。這不僅使恩格斯看到了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盡管引發了全體德國人民的斗爭激情，但它其實只代表了德國溫和的市民改良派的立場。只是因為德國市民階級僅憑自身的力量無法抗衡反動的封建勢力，這才使他不得不在宗教改革思想上不排斥其他的任何一種激進思潮，包括比其思想本身更激進的思潮，在政治上也不得不把一切反對派力量團結起來。而正是這種由德國生產方式發展水平所決定的市民階級的復雜的黨派立場，決定了路德在宗教改革上所釋放的思想閃電必將既推動所有德國人投入反封建的斗爭，同時又決定了這種貌似統一的反封建斗爭必然是內部訴求分裂的思想及政治運動。“農民和平民認為向一切壓迫他們的人進行清算的日子來到了；而市民、貴族和諸侯只想剝奪僧侶的權力，擺脫對羅馬的依附，廢除天主教等級制度，并且沒收教產而大發橫財。兩派勢力壁壘分明，并且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代表人物?！痹龠M一步，恩格斯指出，宗教改革思想背后的階級利益爭斗也決定了作為市民改良派代表的路德，不管怎樣試圖在上述兩大營壘之間進行調和，但最后必然走向對農民和平民革命派營壘的背叛和迫害，這是由他所代表的市民階級的階級利益特點所決定的。而農民和平民后來選擇了閔采爾作為自己的思想代表，其原因不僅在于閔采爾的宗教理論更接近于無神論，而且也在于他的政治綱領更接近共產主義。當然，閔采爾思想的這種特點雖然給予當時的革命派營壘以很大的推動力，但因其與現實生產方式發展水平的脫節性而必然使其具有空想性，“對于一個激進派領袖來說，最糟糕的事情，莫過于在運動還沒有達到成熟的地步，還沒有使他所代表的階級具備進行統治的條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實行為維持這個階級的統治而必須貫徹的各項措施的時候，就被迫出來掌握政權。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決于他的意志，而取決于不同階級之間對立的發展程度，取得于歷來決定階級對立發展程度的物質生活條件、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發展程度”。

三、德國農民戰爭的歷史進程及必然結局

恩格斯從唯物史觀具體化的視域入手對德國農民戰爭即以宗教斗爭的形式而表現出來的德國階級斗爭史的研究，不僅使他在對德國不同營壘或派別的宗教斗爭背后的階級利益沖突的解讀上比別人更勝一籌，而且還在對德國農民戰爭的歷史進程及結局的必然性的理解上達到了其他理論家所無法企及的高度，即準確地抓住了這一歷史進程的必然性。國外學界很多喜歡從文化和政治因素的獨立性的角度批評馬克思生產方式決定論的學者，往往只限于對某種特定歷史現象的產生進行解讀，而沒有涉及對這種特定現象的歷史進程的解讀。這不僅是由于特定學科如社會學、歷史學（而非歷史觀）的解讀視域限制了這些學者在研究對象上的深化與拓展，而且也跟他們看不到在現實歷史過程中文化、政治等社會要素與生產方式內在矛盾性之間的辯證關系直接相關。譬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E.P.湯普森由于專注于英國工人階級形成問題的研究（他沒有拓展到對這一階級的歷史發展進程的研究上），因而這種研究對象上的特點使他的文化歷史學研究視角不容易得到應有的提醒與深化，這是他在英國工人階級形成問題上堅持政治史、文化史與經濟史相并列并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提出批評的深層原因?！肮と穗A級的形成不僅是經濟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實。它不是工廠制的自發產物，也不應當想象有某種外部力量（即‘工業革命’）作用于某種難以形容的、混沌的人類原料，從而在另一端生產出一種‘新人類’?！麄兪敲癖娮诮绦叛龉噍數膶ο?，又是新政治傳統的創造者。工人階級被別人形成，同時也在形成自己?！痹谶@一意義上，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問題的研究上把解讀視域拓展到對其歷史進程及結局的研究，也是體現了他在唯物史觀具體化視域下所具有的深厚的學術功力。

恩格斯指出，16世紀初期的德國農民戰爭其實在15世紀70年代就具有最初的征兆。當時仍處于萌芽狀態的德國農民的革命運動同樣也是以宗教斗爭的形式而表現出來的。這不僅體現在作為思想推動者的漢斯·伯海姆是以宗教預言家的身份而出現的，“人民以喜悅的心情接受這個新福音。這位預言者即‘圣母使者’很快就名揚四方?！藗冚氜D傳述他所創造的奇跡；人們跪倒在他面前并向他祈禱，就像向圣者祈禱一樣；人們爭相拔取他的帽子上蓬亂的絨毛，就仿佛得到了圣物和護身符?！倍?，這種早期的農民密謀活動還都具有禁欲主義的特征，主張斯巴達式的禁欲式平等，以此來推動農民的革命熱情。在恩格斯看來，這絕不僅僅是可以從單一的文化維度來加以解釋的現象，而是必須放在生產方式發展水平的角度來加以說明。當時德國落后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及其由此而導致的不典型的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狀況，使德國農民既散居四方且習慣于順從，又與當時的封建制度殘留著某些關聯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以禁欲主義來作為農民運動的道德規范，那么，以農民為代表的社會最底層民眾事實上是很難被發動起來的?！吧鐣淖畹讓右故咀约旱母锩懔?，要明確自己同其他一切社會成員處于敵對的地位，要使自己集結成一個階級，必須一開始就徹底拋棄自己身上還能同現存社會制度和平相處的一切；就必須放棄那些使深受壓抑的生活有時尚堪忍受的一點點樂趣，放棄連最殘酷的壓迫也不能剝奪的一點點樂趣”。

更進一步，恩格斯指出，德國早期農民斗爭的這種禁欲主義特征也必將隨著其生產方式的進一步發展而失去革命性。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消費資料將不斷地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再以禁欲式的平等來發動農民起來革命，顯然是不現實的、多余的。同時，隨著生產關系的進一步發展，無產階級本身日益革命化，因而他們也無須再接受任何禁欲式的說教了。這就既解釋了“吹鼓手小漢斯”用預言式說教來推動的農民密謀活動必然走向失敗，也解釋了在這之后德國農民的其他密謀組織如鞋會、窮康拉德等所推動的農民斗爭也必然以失敗而告終的原因。但德國農民早期的這種密謀式活動的失敗，并不意味著德國農民斗爭的徹底終結，因為導致這種斗爭的生產方式矛盾性并不是消失了，而只是發展了而已。

正因為如此，當路德站在市民改良派的立場上通過對圣經文本的新解讀而拋出其革命主張時，他所引發的響應并非僅僅來自于城市的市民和貴族，而是來自于社會的幾乎所有階層。他的思想像點燃了火藥桶一樣，把革命運動推向前進。但恩格斯也指出，雖然當時德國幾乎所有階層都反對以天主教為代表的反動營壘的統治，但并不意味著這些階層有著共同的階級利益。恰恰相反，其利益訴求區別很大，而且往往還是相互對立的。譬如，當時的貴族和市民的確是團結在路德周圍的，但農民和城市平民雖然也跟著路德的思想旗幟進行革命運動，但他們的利益訴求與貴族和市民是不同的，因而實際上他們形成了一個單獨的革命反對派。這兩派之間事實上是存在著直接沖突的。“這種直接對立很快就表面化了。路德和閔采爾在出版物中和講壇上展開了斗爭；而諸侯、騎士和城市的軍隊（絕大部分是由路德派或至少是傾向于路德派的分子組成的），則擊潰了農民和平民的隊伍”。

當然，農民的隊伍之所以被擊潰，除了在整體力量上弱于諸侯和平民的隊伍外，還與他們自身的弱點直接相關。恩格斯指出，當時德國農民的軍隊在性質上其實是很復雜的，盡管閔采爾派的農民在各個地方的隊伍中都是核心和骨干，但在人數上只是少數派。大多數農民群眾只是希望用威脅的手段來迫使貴族就范，“可是當事情一拖再拖而諸侯軍隊又日益逼迫的時候，他們就會產生厭戰情緒，那些生怕失去自己擁有的一點財產的農民，多半都會跑回家去。此外，當時還有到處流浪的流氓無產階級大批加入農軍，這幫人敗壞紀律，瓦解農民士氣，而且經常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這些情況足以說明，為什么農軍一開始就到處采取守勢，而且各營寨士氣普遍低落；這些情況還說明，即使撇開農軍戰術不精和良將奇缺這兩點不談，他們也絕不是諸侯軍隊的對手?！痹诙鞲袼箍磥?，這就是為什么即使是受閔采爾宗教改革思想影響的農民和平民的隊伍，也終究難逃失敗命運的原因。德國落后的生產方式發展水平還沒有把農民建構成一個真正的革命階級，即使是產生了閔采爾這樣的在宗教哲學上接近于無神論、在政治綱領上接近于共產主義的重要思想家也無濟于事。

在對閔采爾的分析上，恩格斯充分貫徹了唯物史觀具體化的解讀視域。閔采爾是通過對宗教教義的重新解讀即大力宣講關于基督教的平等和福音的財產公有的教義，來推廣他的政治革命主張的。但隨著農民斗爭的推進，他不得不越來越把自己打扮成舊約中的先知，越來越煽動起自己曾經批評的那種宗教狂熱。對于這一現象，恩格斯并沒有僅僅停留在宗教思想變化的層面上來加以談論，而且深入基于生產方式的階級關系發展水平的層面上來加以分析。在他看來，閔采爾之所以必須這樣做，那是因為他所代表的那個階級即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起來，而對他的思想一呼百應的那些階級事實上又與他的原則和立場相矛盾。“總而言之，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那一派，不代表自己的階級，而去代表在當時運動中進行統治的條件已經成熟的那個階級。他不得不為運動本身的利益而維護一個異己階級的利益，不得不以一些空話和謊言來對自己的階級進行搪塞，聲稱那個異己階級的利益就是本階級的利益。誰要是陷入這樣窘境，那就無可挽回地要遭到失敗”。

唯物史觀具體化的解讀視域不僅使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德國農民戰爭的歷史進程及最終結局，而且還使他準確地解讀了16世紀初期的這場農民戰爭與1848～1850年的德國革命之間的關系。其實，這本來就是他寫作此文的主要目的。恩格斯首先承認，在這兩次革命之間的確存在著較多的類似之處，譬如，在這兩次革命中都存在著反對派各階級的利益相互沖突及其在革命過程中自行其是的問題，“1525年在農民中表現出來的地方狹隘性并不比1848年參加運動的所有階級所表現出來的地方狹隘性更嚴重。成百次的地方性革命，緊跟著發生的成百次橫行無阻的地方性反革命，小邦林立狀態保持不變等等，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上述情況。誰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兩次德國革命及其結局之后還想入非非地談論什么聯邦共和國，那么他就沒有別的去處，只配送入瘋人院”。其次，恩格斯同時也明確地指出，這兩次革命雖然很相似，但也有本質區別。從1525年革命中得益的是諸侯階級，站在這些諸侯背后的只是城市小市民階級，他們沒有把革命運動繼續推向前進的動力，因此，作為一次德國地方性事件的1525年德國農民革命很快就結束了。但1848年革命則不同，從這場革命中得益的是現代大資產階級階級，而站在這些大資產者背后的則是現代無產階級。這個新的階級不僅會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不斷成長起來，“資產階級把自己的工業、商業和交通發展到什么程度，它也就使無產階級成長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時刻——這種時刻不是到處同時到來，也不是到處在同一發展階段上到來——，它就會開始覺察到：它的這個形影不離的同伴無產階級已開始勝過它了?！倍?，它還具有推動席卷整個世界的一場運動的能力。正因為如此，恩格斯指出，1848年的德國革命并不僅僅屬于德國，而是一場世界性革命運動的一部分。因此，1848年的德國革命絕不會像1525年革命那樣輕易地結束，而是會以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形式而繼續發展下去?！翱梢哉f，曾經作為此次革命的舞臺的那些國家，對于此次革命的發生，所起的作用恰恰最少。這些國家或多或少是一些沒有意識、沒有意志的原料，將在目前席卷整個世界的一場運動的進程中受到改造。這場運動在我們的現存社會制度下看起來當然只能是一種外來的力量，但它歸根到底正是我們自己的運動。因此，1848-1850年的革命就不可能像1525年的革命那樣結束”。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唯物史觀具體化的解讀視域對此時的恩格斯來說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當他在50年代初面對德國農民戰爭這一具體對象的分析時，不僅輕松地超越了當時德國主流歷史學界基于宗教改革維度而展開的德國史闡釋思路，而且也超越了戚美爾曼等持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立場的左派歷史學家的思路。更為重要的是，從整個《德國農民戰爭》的文本路徑來看，它頗有點馬克思后來《資本論》的闡釋風格。強調唯物史觀具體化路徑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中的重要性，是為了把學界以前談論的唯物史觀在具體對象分析的運用這一理論維度繼續向前推進一步。對“運用”維度的強調往往會把闡釋重點放在對具體對象之內在結構或邏輯理路的說明上，學界以往在對《資本論》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也主要體現在這方面。這首先是應當高度肯定的。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資本論》因其闡述的只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邏輯，因而它事實上未碰到在特定的具體對象分析時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等因素糾纏在一起的復雜局面，就像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中所碰到的一樣。而當我們在談論馬克思主義的當代發展問題時，我們所面對的恰恰是具有不同國情的特定歷史語境，因而，我們所要重點關注的，正是像恩格斯在這個文本中所做的那樣，發現并把握住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在特定實踐語境中是通過何種中介形式而表現出來的，并且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運動是如何通過上述中介而決定著具體對象的歷史進程及未來發展樣態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說，恩格斯的這個文本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史地位，而且還具有重要的當代理論意義。（注釋略）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

網絡編輯：張劍

來源：《思想理論戰線》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