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1年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進行革命、建設及改革的歷史，一直受到海外的廣泛關注，并出版了一批高質量的論著。從海外旁觀者的視角來看中國共產黨百年史，有利于更加全面客觀地總結中國共產黨百年發展歷程中的經驗與教訓，為認識中國共產黨提供多維度的觀察平臺。目前國內學界對海外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研究已有一定關注，但對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的譯著卻未有集中梳理分析和介紹。為此，本文以改革開放以來在大陸出版的海外有關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的譯著為研究對象，總結其關注的研究熱點，并對未來如何深化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進行探討。

一、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譯著概況

　　1949年后，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1949年期間的革命史更加受到海外的關注，歐美日俄等國研究者出版了多部相關研究著作。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運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涉及的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內容頗為廣泛，對其中的重要歷史事件及人物有重點研究，很多著作也被國內翻譯出版。

　　對1921年~1927年中國共產黨早期成立的歷史，海外的集中研究相對較少，但也有精品力作。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翻譯出版的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為海外研究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的權威著作。該書運用新發現史料關注了馬克思主義在上海、北京的傳播以及蘇俄、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關系，并考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中共一大）的具體情況，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及新論斷，如考證提出中共一大參會代表是13人，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31日閉幕等。河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推出的美國劉力妍著《紅色起源：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與中國共產主義的創建（1903-1921）》，則以毛澤東、蔡和森等就讀的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為個案，研究了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萌發。

　　對1927年~1937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海外關注不多，研究多集中在對于長征的研究。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日本學者田中仁的《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政治史：中國共產黨的危機與再生》細致考察了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活動，對其從擺脫危機到煥發生機的過程進行了深刻闡釋。對于中國工農紅軍1934年開始的25000里長征，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美國著名記者索爾茲伯里（H.E.Salisbury）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為西方學界對長征研究的代表作。該書運用了大量史料對長征的過程進行了詳細生動的展示，并對其中的事件及人物有深刻剖析。此書在國內有多個譯本，如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年出版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等。

　　對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海外學界的研究頗多，很多解讀頗有深度，新意迭出。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瑞典學者嘉圖（Dagfinn Gatu）的《走向革命：華北的戰爭、社會變革和中國共產黨（1937-1945）》考察分析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華北開展的軍事及政治活動。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推出的澳大利亞學者古德曼（David SGGoodman）的《中國革命中的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社會變遷》，則專門研究了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的政治秩序及中國共產黨的社會變革。2002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美國學者賽爾登（Mark Selden）的《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關注了中國共產黨陜甘寧蘇維埃政權及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革命變革與農村發展等重要問題，分析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政策的轉變，對延安道路進行了精辟總結。在日本學界的相關研究方面，求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池田誠編著《抗日戰爭與中國民眾：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為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抗日戰爭的文集，其中第四章為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的確立，第八章為抗日根據地的形成與發展；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石島紀之的《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民眾：饑餓、社會改革和民族主義》，其中也有大量篇幅涉及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如第一部分第四章為向饑餓宣戰：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第二部分則為民族主義與社會改革，以太行抗日根據地為中心進行了分析。

　　海外對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專題研究較少，且多與抗戰時期放在一起考察。如2002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美國弗里曼（Edward Friedman）等著《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該書以河北饒陽為個案記述了抗戰及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華北農村的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美國胡素珊（Suzanne Pepper）著《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則利用大量中外史料，考察了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的政治斗爭。

　　1949年前的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史也是海外研究者關注的熱點。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時期，英美官方、民間人士與中國共產黨接觸交往頻繁，也有多部相關譯著出版。如美國休梅克（KEShewmaker）著《美國人與中國共產黨人》于1989年在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該書記述了1927年~1945年間美國人與中國共產黨的交往史，并考察了西方文獻中的中國共產黨形象。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美國卡特（CJCarter）著《延安使命：1944-1947美軍觀察組延安963天》一書，則是借助檔案及當事人回憶，系統考察了1944年~1947年美軍觀察組在延安與中國共產黨接觸交往的歷史。對于斯諾、斯特朗（ALStrong）、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等美國著名外國記者與中國共產黨接觸的歷史，也有多部譯著出版。如有新華出版社1984年、1985年分別出版的美國米爾頓（Joyce Milton）著《中國人民之友：著名女記者史沫特萊》及美國艾黎（Rewi Alley）著《在中國的六個美國人》，世界知識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美國斯特朗（TBStrong）等著《純正的心靈：安娜·路易·斯特朗的一生》、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美國托馬斯（Bernard Thomas）著《冒險的歲月：埃德加·斯諾在中國》等書。上述著作對這些美國知名記者前往根據地、解放區采訪的經歷有詳細記述，并對其關于中國共產黨的印象及與中國共產黨的交往進行了考察研究。

　　1921年~1949年間，共產國際、蘇聯對中國革命以極大幫助，海外研究者對相關歷史給予了充分關注。如蘇聯賈比才（MCКапица）等著《中國革命與蘇聯顧問（1920-1935）》1981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西班牙克勞?。‵emando Claudin）著《共產國際、斯大林與中國革命》1982年在求實出版社出版、美國雅各布斯（DNJacobs）著《鮑羅廷：斯大林派到中國的人》1989年在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美國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2004年在東方出版社出版。這些譯著多是借助俄文、英文史料考察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的關系，其中對蘇聯顧問在中國共產黨革命史中的作用進行了重點論述。

　　此外，在海外有關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的綜合研究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JKFairbank）的名著《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一書，在書中第三部分對大革命時期、1927年~1937年、1937年~1949年三個時間段的中國共產黨的活動進行了評價。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美國學者德里克（Arif Dirlik）的《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一書，則是專門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早期發展的名著。該書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起源進行了深入的剖析，闡明了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中國歷史時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以及他們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大變革的專注是如何塑造了他們處理理論和歷史問題的方式的。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德國學者羅梅君(Mechthild Leutner) 的著作《政治與科學之間的歷史編撰：30和4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形成》，研究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逐漸發展壯大的過程，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觀點，及其著作中政治與科學的關系進行了分析。

　　在海外對中國共產黨黨史人物的研究上，因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及其領袖地位，海外學界對毛澤東的研究一直是熱點，出版多部著作。北京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英國韓素音（Elisabeth Comber）著《早晨的洪流：毛澤東與中國革命》一書，是改革開放后國內翻譯出版的第一本毛澤東傳記。之后，國內學界又翻譯了多部歐美、日本等海外學者研究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革命的著作，其中個人傳記最多，如紅旗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美國施拉姆（S.R.Schram）著《毛澤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美國特里爾（Ross Terrill）著《毛澤東傳》、北京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美國賴斯（E.E.Rice）著《毛澤東的路》、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2000年分別出版的加拿大陳志讓著《毛澤東與中國革命》及美國威爾遜（Dick Wilson）著《毛澤東》，中國青年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的日本近藤邦康著《毛澤東：革命者與建設者》與英國肖特（Philip Short）著《毛澤東傳》，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韓國李中著《追尋毛澤東的革命軌跡：一個韓國人眼中的毛澤東》及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美國卡爾（R.E.Karl）著《毛澤東傳》等書，從不同的視角論述了毛澤東在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革命中的具體活動及突出貢獻。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紀念之際，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的《紅星：世界是如何知道毛澤東的？》于2021年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通過具體案例專門解讀了1937年前國內外報刊對毛澤東的形象認識，以及美國記者斯諾的名著《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的出版過程、版本及在蘇聯、日本與中國的傳播。

　　特別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2006年出版的“海外毛澤東研究譯叢”第一輯，在國內引起較大反響。該叢書第一輯包括美國施拉姆的《毛澤東的思想》、美國華裔學者楊炳章的《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美國斯塔爾（J.B.Starr）的《毛澤東的政治哲學》、美國邁斯納（Maurice Meisner）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美國魏斐德（F.E.Wakeman）的《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美國沃馬克（Brantly Womack）的《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美國史華慈（B.I.Schwartz）的《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及美國特里爾的《毛澤東傳（最新版全譯本）》等。2012年，該譯叢又推出了日本竹內實（竹內実） 著《毛澤東的詩詞、人生和思想》，次年推出了美國懷利（R.F.Wylie）的《毛主義的崛起：毛澤東、陳伯達及其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2015年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又推出了該譯叢的第二輯，如法國魯林（Alain Roux）的《毛澤東雄關漫道》、美國威爾遜的《歷史天平上的毛澤東》、澳大利亞奈特（Nick Knight）的《再思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探索》、俄羅斯潘佐夫（А.B.Панцов）的《毛澤東傳》及美國施拉姆的《毛澤東》等譯作。上述著作已不再是簡單的毛澤東個人傳記描寫，而是以專題形式對毛澤東進行的深度細化研究，其提出的一些相關解讀令人耳目一新。當然，海外毛澤東研究除了利用了外國檔案，解讀視角新穎，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外，也存在一些對有關毛澤東的史實敘述及史料解讀錯誤的問題，需要國內讀者注意鑒別。

　　除了毛澤東外，海外學界對李大釗、瞿秋白、李達、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國共產黨黨史重要人物的研究頗多，其相關研究成果也有很多在國內翻譯出版。如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美國邁斯納著《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中國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的美國皮科威茲（Paul G.Pickowicz）著《書生政治家：瞿秋白曲折的一生》、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澳大利亞奈特著《李達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關注了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李大釗、瞿秋白及李達的事跡。海外研究者有關中國共產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的傳記也有多部具體，其中也多論述了其早期的革命生涯，如有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匈牙利代內什（Barlett Dainech）著《鄧小平》、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德國弗蘭茨（Uli Franz）的《鄧小平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日本竹內實著《當代中國的掌舵人：鄧小平》、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澳大利亞古德曼著《鄧小平政治評傳》及三聯書店2013年出版的美國傅高義（E.F.Vogel）著《鄧小平時代》、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推出的英國伊文思（Richard Evans）著《鄧小平傳》等著作。這些傳記雖然都是敘述鄧小平一生的事跡，但都對其1949年前參加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具體活動有專門章節介紹。華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美國迪特默（Lowell Dittmer）的《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美國威爾遜的《周恩來》及俄羅斯齊赫文斯基（С.Л.Тнхвинский）的《周恩來與中國的獨立和統一》、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美國貝奇曼（D.M.Bachman）的《陳云》等傳記，對劉少奇、周恩來及陳云的革命活動及事跡都有敘述。還有海外學者重視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比較研究，如美國張大衛（David W.Chang）著《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來與鄧小平》1988年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該書對周恩來、鄧小平的早期革命生涯進行了對比。不同于中國人物傳記一般的偶像化敘述，海外研究者對中國共產黨黨史人物的研究在史料上除了傳主本人的文件檔案外，特別注重依托個人回憶錄及傳記人物的親友、同事采訪錄作為史料參考，強調生動的細節敘述及對史料的獨特分析，故有較強的可讀性。

二、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特點

　　從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譯著的內容看，其與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相比，存在一些可借鑒之處。海外研究者的身份多元，其在研究思路與學術觀點方面注重創新，在研究視角、方法上比較新穎，多重視微觀與細節問題的考察及比較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觀點。而且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普遍運用了跨學科的方法，除了傳統的歷史學方法外，還運用了政治學、計量史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擺脫了國內傳統宏觀的革命敘事，增加了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從海外學界具體研究的革命史問題看，各國學者的研究多是建立在扎實的中外史料支撐基礎上，但側重點各有不同。蘇聯及俄羅斯學者重視對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革命、中蘇關系等問題的研究，且大量使用了俄文檔案；日本學者對中國共產黨早期成立史、中國共產黨與抗日戰爭等問題用力頗深；歐美學者熱衷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所謂“派系斗爭”，尤其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的研究最多，結論難免偏頗。

　　海外黨史著作大量利用收藏在海外的中國共產黨相關檔案資料，是其一大研究亮點及優勢。如日本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即利用中、日、俄及美四國的大量一手史料，諸如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案、日本內務省警保局檔案、中國共產黨中央檔案館館藏檔案、俄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館藏檔案、俄羅斯解密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有關檔案以及私人收藏文獻。蘇聯因其與中國共產黨革命關系密切，收藏有大量涉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檔案，蘇聯及俄羅斯學者尤其重視利用。如俄羅斯齊赫文斯基的《周恩來與中國的獨立和統一》既使用了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檔案，又使用了大量蘇聯來華人士撰寫的回憶錄及研究著作。俄羅斯潘佐夫的《毛澤東傳》也利用了俄羅斯社會暨政治史國家檔案館及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檔案館的解密檔案，以及俄羅斯一些私人收藏的檔案。特別是還有些海外研究者到中國實地考察搜集資料，這使他們更加以同情之理解態度來研究中國共產黨革命史。如美國索爾茲伯里即曾實地探尋當年長征路線。在1984年5月~7月期間，索爾茲伯里從江西出發，最終到達陜北。他在74天間走了7400英里（1英里=1.609344公里），幾乎沿當年紅一方面軍長征路線行走，在沿途向老紅軍、老船工、老牧民等親歷者了解長征的歷史和軼聞軼事。而且他有機會親自訪問了參加過長征的現今中國的許多領導人和健在的老將軍，會見了不少黨史軍史研究人員，多方探索和考證了長征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再如韓國李中為寫作《追尋毛澤東的革命軌跡：一個韓國人眼中的毛澤東》一書，曾在1998年~1999年間分兩次利用50多天的時間，行程3萬里，對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革命根據地舊址及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生活、成長及進行革命活動的重要地點進行了實地考察，為其寫作打下了堅實的史料基礎。

　　海外研究者的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注重宏觀與微觀考察相結合，運用新的闡釋方法來解釋中國共產黨革命史，展示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復雜多樣性。如美國史華慈的研究注重人的意識、處境和行動之間的三角互動，這一闡釋方法在其著作《中國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中有深刻體現。該書“重點不在描述歷史事件，尋找因果關系，也不在經由推動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客觀的社會和政治狀況來考察這個運動”，而是“經由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教義這個參照系及其內部政治斗爭來考察這個運動中的一段歷史”。美國邁斯納以李大釗為考察個案，指出：“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歷史，不僅從中國的歷史狀況與繼承馬克思主義思想實質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的關系方面研究，而且還從具體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他特定的知識和感情傾向方面進行研究?！彼J為，早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形成相同的模式，他們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出于各不相同的原因，遵循不同的途徑；他們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不同的知識經歷和傾向，對他們理解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海外研究者還注重在當時歷史情境下具體分析中國共產黨革命史，重視各種歷史因素的相互影響，并將歷史事件放在社會大背景乃至國際大環境下進行研究。如美國施拉姆的《毛澤東的思想》，該書將毛澤東的思想、觀點和主張置于客觀的歷史場景之中，通過細膩的考證和描述把握毛澤東思想邏輯之主要內涵和不斷轉換，最后作出富有特色的獨到判斷。而且他不把毛澤東的思想看作單線過程，其在把握和分析毛澤東的思想發展脈絡時，力求把它視為一個由多種因素合力作用促成的趨向，從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傳統文化和外來理論、心理和性格等多個側面進行分析。澳大利亞古德曼則將太行抗日根據地的形成、發展與建設放到當時整個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大背景中去考察，在把握戰時特殊環境的同時，著重探討根據地內部的社會變遷與中國的現代化過程，特別是與現代中國政治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而且海外研究者注重長時段分析，注重考察歷史事件的后續影響。

　　海外研究者也重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中的個案考察，強調對中國基層社會及民眾的研究，試圖以小見大，從宏觀上審視分析中國共產黨革命。如美國弗里曼等著《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即以河北饒陽五公村為個案，從“國家—社會”的視角來觀察中國共產黨1937年~1949年的革命，并指出：“黨通過愈合鄉村的裂痕，促進對立階級的團結，領導武裝抗日，實行經濟和社會改革，尤其是稅制改革，在廣大邊區（如冀中）建立了群眾廣泛支持的根據地?！倍液Ｍ庋芯空咧匾曋袊伯a黨基層政策的差異，如瑞典嘉圖即注意到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華北的農村政策在不同地區實施的差異，指出：“改組農村的各項政策之間的相互聯系得到了強調。然而地區的差別，尤其是各地在階級結構、階級關系上的相當大的差別，使這種特殊的、辯證的相互聯系趨于多樣化。在某個局部，一定的政策可能是不相關或者不重要的。例如，在租佃關系并不普遍的地區，減租減息可能并沒有普遍實行，而在另一個地區，這個政策可能又是決定性的?！?/p>

　　海外研究者在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中還提出一些新觀點，對中國共產黨因地制宜，創新工作方式，最終取得革命成功給予高度肯定。澳大利亞古德曼考察中國共產黨在太行抗日根據地的各種社會改革后指出：“中共是革命的先行官，但這種過程并不是單向的：比打游擊更復雜。不斷進行的社會變革導致了黨組織的根本變化：黨組織最終變得更團結、更復雜，不僅擴大了社會吸引力，而且擴大了黨，尤其是建立了重要的農村基地?！泵绹悹柕窃凇陡锩械闹袊貉影驳缆贰芬粫袆t提出：“共產主義革命之所以能夠對因戰爭而惡化的農村問題作出有效的、創造性的回應，是因為共產黨人在抗戰時期成功地獲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持。而他們之所以能夠動員廣大農民起來抵抗日軍的侵略，原因在于他們有效地將行政措施與社會改革緊密結合起來……動員民眾是抗戰的中心環節，也是解決戰時政治、經濟和安全問題新方法的中心環節。中國共產黨的戰時動員是多種多樣的”。美國胡素珊則對傳統觀點認為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時期實行土改，使農民分得了土地從而獲取農民廣泛支持的結論并不認同，指出：“土改固然重要，但中國許多地方土地兼并并不嚴重，農民本來大都是土地所有者，從‘地主’‘富農’手中分得的土地其實有限?！彼€進一步指出：“從這個意義上說，土地革命的主要作用是推翻現有的農村上層集團，無論是不是由地主組成。土改摧毀了統治階級政治和經濟上的控制權，是創造新秩序不可或缺的一步?！?/p>

　　但與此同時，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譯著也存在很多不足。如有些海外成果缺乏一手的資料，尤其是中文檔案資料，資料分析不足，存在很多主觀臆測；一些海外的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成果由于意識形態、價值觀、西方中心論及冷戰思維等因素的影響，對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研究存在很多偏頗，對一些史料的解讀有明顯錯誤，甚至出現了故意丑化的情況。著名學者汪榮祖近來曾經結合具體個案指出了海外中國史研究中“離譜的誤讀”“嚴重的曲解”“荒唐的扭曲”“不自覺的偏差”“顛倒黑白的傳記”“居心叵測的翻案”六大問題，這些問題或多或少也在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中存在，需要國內學者認真辨析使用。

三、研究反思及展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學術交流日漸頻繁，通過上文敘述可知，大量有關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的譯著被國內翻譯出版，極大開拓了國內學者的研究視野，豐富加深了他們對中國革命的研究認知。當然，國內學者對于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譯著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并在未來研究中注意以下問題。

（一）認清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譯著引進的不足

　　縱觀目前我國翻譯的海外中共革命史研究的著作，多數為歐美國家著名學者的英文原著，俄語、日語、德語、法語等其他語種及非洲、拉丁美洲、亞洲等地區出版的中國共產黨革命史著作明顯偏少，且很多翻譯著作的年代相對久遠，并非海外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著作的質量參差不齊，有些書的翻譯水平也不高，存在明顯的硬傷，影響了閱讀與使用。國內學者對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熱點的關注也相對滯后，很多國內研究者未能及時關注到海外的最新相關成果，國內也缺少專門介紹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最新成果的雜志。這些情況也導致許多存在明顯錯誤的海外中共革命史作品在海外廣為流傳，而國內學界及有關部門對此卻知之甚少，不能有效地及時回應糾偏。

　　實際上，海外學界還有許多研究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的著作，關注了中國共產黨的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在選題及論斷都有較強的創新價值，但還沒被國內學界翻譯出版。僅從潘世偉、徐覺哉主編《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覽》一書可知，即有美國華裔學者黃宗智等著《中國共產黨和農村社會（1927-1934）》、美國學者李芾甘（Lee Feigon）著《陳獨秀：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法國學者畢仰高（Lucien Bianco）著《中國革命的溯源（1915-1949）》、英國學者方德萬（Hans J.van de Ven）著《從朋友到同志：中國共產黨初創（1920-1927）》及德國學者康蓬（Thomas Kampen）著《1931-1945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和毛澤東的崛起》等有關革命史研究代表性著作，需要國內出版社及學者共同努力翻譯引進到國內出版。

（二）應重視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成果并進行充分辨析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大趨勢下，國內黨史學者應充分重視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成果，加強自身在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方面的學術與理論深度，構建具有中國特色與風格的黨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及話語體系。建議健全中共中央黨史文獻和研究院及國內“雙一流大學”的歷史學院在海外黨史研究方面的專門機構，壯大研究隊伍，培養儲備多語種的黨史研究人才、專家和智庫等，為黨和政府提供及時有效的要報咨詢，強化黨史研究為國家服務的能力。國內學者還應注意并及時回應海外研究者對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熱點問題的關切，增強與海外學者的平等對話，提升中國學者在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領域的國際話語權。特別是目前美國、英國、俄羅斯、日本等海外國家檔案館內收藏有大批有關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的檔案、圖書及報刊等中外史料，還需要國內學者加大利用辨析力度，加強與海外學者在史料利用上的探討交流。

　　以海外話語來評價研究中國共產黨革命史也有其局限，故需要國內學者對海外關于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的具體研究內容進行全面深入分析。對由于文化、語言及意識形態等差異而導致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中出現的一些錯誤，以及因資料使用解讀不當導致出現的史實與結論錯誤，甚至在其研究中出現的詆毀革命領袖、否定革命等歷史虛無主義問題，國內學者應積極撰文在外文報刊上進行及時回應或在參加國外的學術會議時進行更正或批判，不能刻意回避敏感問題，從而切實消除海外研究者的誤解與偏見。此外，金沖及、沙健孫等國內著名學者的中國共產黨革命史最新研究著作應通過“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加快在國外的翻譯出版，以方便國外學者在研究中進行利用及參考，也可使其改變一些錯誤認識及看法。

（三）繼續加大對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成果的追蹤、翻譯與介紹

　　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綜合國力的日漸增強，在世界上的影響日益擴大，海外高校、科研機構對中國共產黨黨史的研究日益增多，海外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成為國際上的一門“顯學”，而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為其中的重要內容。國內學界應深入關注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時追蹤海外關于該領域研究的熱點問題，這也是了解中國共產黨外部形象的重要途徑。為此，建議國家圖書館、各省市圖書館及高校圖書館在購置外文圖書時，應適當增加對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著作的購置比例及經費投入，并訂購《中國季刊》《亞洲研究》《近代中國》等刊發中國共產黨革命史文章較多的英文刊物，以方便國內讀者及時了解海外研究成果；同時建議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也應加大對外文類相關數字期刊的購置，為學者提供資料支持，方便下載利用。

　　在翻譯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成果方面，建議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恢復《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雜志出版，專門介紹海外的最新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成果，并定期結集分主題翻譯出版海外關于該問題的研究文章；建議相關刊物開辟介紹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成果的專欄；國家還應加大對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著作的翻譯引進，設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國共產黨黨史著作翻譯專項資助，提高引進翻譯成果的時效性及翻譯質量，特別對21世紀以來的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著作應加快引進翻譯出版，同時在翻譯過程中對這些著作中的錯誤應撰文進行回應糾正，借此提高國內學者譯介和評析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的水平；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課題及各省社科課題設置方面，對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的課題給予重點傾斜資助，并建議由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牽頭，建立專門的海外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資料及成果數據庫，從而便于國內學界掌握海外最新研究動態，并及時批判錯誤觀點。

　?。ㄗ髡撸簭埖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海外中國學研究室副研究員，中國歷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成員）

　　網絡編輯：同心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2年第3期